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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格尔教授认为，经典理论家如托克威尔、杜尔克姆和韦伯等在对解释社会秩序和现代性方面陷入了理论上的困境，而且未能处理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困难与现代社会的变革混合在一起 。或许，这也正是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隐忧》中有针对性地解决的问题。看来，提出一个解决解释、秩序和现代性问题的方案，就必须象昂格尔教授所言那样，“社会理论有必要对自己的理念基础重新定义，社会理论要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必须首先打碎自己” ，然后重构一个基于真实性的理想的、根基于现代自由社会的高品位的真实性文化。笔者认为，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较为深入地剖析了这些问题，其论证的起点是现代西方社会三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亦即现代性的三个“隐忧”。
泰勒从现代自由的产生入手分析现代性的第一个隐忧：“自恋主义”的自我实现。作者指出，自古希腊以降，人们就认为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是宇宙中的等级秩序的反映，人们过去总是被禁锢在给定的角色和处所中并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秩序，正是借助于怀疑这些秩序，现代自由才得以产生。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在怀疑这些秩序时，也正在否定或丢弃秩序赋予社会生活有作为的意义，人们“生命的英雄维度正在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 ；人们寻找一种“渺小的和粗鄙的快乐”，生命中不再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适”。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有“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 以自我为中心的片面的个人主义，使生活更加缺乏意义，也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从而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构成了所谓“真实性文化。”
现代性的第二个隐忧是工具主义理性。作者以医疗领域中把病人看作一个解决技术性问题的场所，把医疗技术方法看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却忽视对病人具有重要作用的充满人情味的护理为例，指出工具主义理性把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作为成功的度量尺度，无异于“用美元估算人命。”从而，那些统治人类社会的缺乏人情味的制度和机制——市场和国家，成了囚禁我们的“铁笼。”工具主义理性的盛行，打破了社会的神圣结构，而“一旦社会不再有一个视野的结构，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正常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的目的，却要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
现代性的第三个隐忧是恰恰是第一个隐忧与第二个隐忧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只求产出最大化的工具主义理性的盛行，使得人们失去了共同行动的要求，日益信赖官僚国家这个巨大的监护权力，从而为托克威尔所称的“ 温和的专制主义”的形成敞开了大门，个体的公民在它面前倍感无能为力，从而更加消极，形成了温和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它控制了我们的政治命运，导致了公民尊严和自由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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