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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民法上人格观念之反思。
广义财产的理论不仅巧妙地解释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而且将此种解释扩张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伦理领域，使“人格”不仅具有财产的属性和伦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政治的属性，由此，人格便不仅仅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公法上的意义，人格的本质得以充分全面地展现。例如，当我们为“自然人的人格始于其出生”作出理论阐释时，也许常常会忽略其财产。由于初生婴儿之“一贫如洗”，我们难以认清人格的享有与财产权的享有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但依广义财产理论，初生之婴儿即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之财产，这样，亲属关系中依身份而当然享有的抚养请求权，便找到其社会学、伦理学或者法学上的根据。而再依广义财产理论，一无所有的“穷汉”的人格，首先系于一项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亦即对抗社会的债权！“无财产即无人格”，有人格者则应当而且必须有财产。而当一个声称“一切人均有其平等人格”的社会竟然不能给予一切人均有其保证基本生存条件的财产时，其关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宣称便是一纸空文！在此，民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社会价值，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而民法学者关注穷人、关注弱者、关注社会真真实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之人文主义博大胸怀，得以淋漓尽致的抒发！
而现代民法理论中的“人格”，则是一个混乱至极的概念。如前所述，这种混乱不仅来源于德国法上“权利能力”的运用，而且来源于人格权的创设，而团体人格的出现，则是加剧此种混乱的直接原因。这种混乱，不仅导致自然人的人格观念被囿困于私法之狭小领域，而且使之进一步脱离了财产法的领域，成为一个纯具伦理性的概念。与此同时，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在同等意义上的运用，则反过来又导致法人人格的伦理化（即所谓“法人亦得享有人身权利”），而民法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由此而产生。例如，当人们声称“人格权由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格关系而产生”时，怎么也不想想，无论作何解释，“人格”也是人的“法律地位”，亦即人格描述的是一种法律状态而非事实状态。有人格，方可有所谓“人格关系”发生。而如果人具有了人格，则人们之间因具有人格而发生的关系即为法律上的关系，而法律关系并非民法调整的对象而为其结果，所以，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所谓“人格关系”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先有人格的赋予，而后有平等人格关系的生成，再后才有人格权的发生，那么，脱离了“自由、安全、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和“生命、健康、名誉等”（具体人格权）之全部构成要素的人格本身，就无法直接使“人成其为人”（亦即自然人是因为享有人格权而非具有人格才成其为人）。这种不能直接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格”，还能叫做人格吗？
如果说人们竟然将决定“人成其为人”的人格当作一种纯由咱民法赋予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将人格权作为一种纯由咱民法确认或赋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是表达了一种民法帝国的霸权主义的话，那么，当人们敢于公然声称“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时，人格的异化便已到达疯狂的顶峰！
寻回在人格的保护狂潮中失落的人格，寻回在理性巅峰的超越中失落的理性，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其三，民法上人格权之财产化之反思。
依据奥布里和罗的极端理论，广义财产除包括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应包括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天赋财产”即人格权利，尽管他们这种把人格权利赋予财产性质的认识完全不符合有关财产权的一般观念。因为一项权利之成为财产权，其必须具备“可估价性”（能够用金钱等值）、“可转让性”（可以在生者之间转让）以及“可继承性”（可因权利人死亡而由他人继承），而任何人格权利均不具备上述特征。但是，奥布里和罗的此种思想（将人格与财产融合）的确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发展的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在现代社会，人格权（至少是某些人格权）的“财产化”甚至于“商品化”，早已成不争的事实。当自然人的姓名及肖像的使用权被作为纯粹的财产来进行交易的合法性被认可之时，当人格尊严的侵犯越来越单纯地导致财产赔偿（即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成为社会的共识之时，甚而至于，当“人”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财富来予以估价并转让之时（如被俱乐部标价“出让”的足球明星），人格与财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的估计，究竟应当以他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基准，还是更应当以他因具有一定的地位、身份、技能或声誉而拥有的财产资源（获得财产的可能性）为基准，竟有可能成为一个引起重大争论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某些法国学者在评价奥布里和罗在上上个世纪就广义财产理论所作的“夸张”分析时，认为这种认识也许正是一种真正的“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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