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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批判毋宁看作是对经济学的表扬。这样一个要求理论具有“完备”解释力的标准，帝国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学家总是会谦逊地承认实现不了。如著名的博弈论学者鲁宾斯坦所言，“一个（博弈）模型是我们关于现实的观念的近似，而不是现实的客观描述的近似”。换句话说，“现实主义不是经济学模型的目标”。
这涉及到理论的意义。“何为对现象（历史）的恰当描述” ，要看我们想基于这种描述去实现什么目标。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当然改造世界的制度和政策结论必须建立在关于世界如何的解释理论之上。所谓“得鱼而忘荃”，理论模型只不过是建筑脚手架。经济学关于模型的“好像是”(as if)观点亦当作如是观。在此意义上，各种博弈解概念（譬如纳什均衡）相对于机制设计，一般均衡相对于市场制度，都是我们用来“论证”某种制度选择的合理性的说教工具。
如果我们追求对世界的完全刻画，那么我们命中注定会徒劳无功。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历史，如何把历史塞进逻辑，只要我们关于世界的描述满足逻辑自洽性（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爱因斯坦意义上的物理学家），它就逃不掉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任何足够复杂的理论的宣判，除非我们沿着时间之轴历尽所有状态。对这个世界的最好描述可能只有其本身，而罗宾逊夫人有句妙语“比例尺是一比一的地图是没用的”。
但只要我们按照某种标准较好地刻画我们关于现实的观念，我们就会收获到作为副产品的“对现实的客观描述的近似”。所以，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那么我们（可能卫东先生会抗议我把他拉进来）几乎有把握说，博弈论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好但非唯一的工具。当然这样讲并非说博弈论已无改进余地。
历史是博弈的过程，未必是均衡策略行为的结果
汪丁丁先生异乎众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是出于主流经济学又能清醒认识到其局限并尝试寻求突破的为数不多的华人经济学家。他的怀特海式的表述表明他走得有多远：“宇宙其实是无数“过程”组成的，“实体”仅仅是某些过程偶然相遇并且涌现出来，成为比较稳定的“过程集束”。这些稳定结构当中，又偶然涌现出一类叫做“意识”的结构，再后来，意识偶然地涌现出自我意识。然后，自我意识试图解释整个世界。”
但是，他又强调，“一个基本事实是：从均衡出发解释演化，是我们人类自然而然的理解方式，我们可怜的理性，或许只能如此理解世界。”这就意味着，这个自我意识进化过程终结了，出现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那么“历史就是实现了的一系列均衡状态”，也就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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