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外行”说法律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记得数年前，有人把来自“外行”学者对法理学的探究说成是法理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之一。这种说法，如果着眼于法理学者保住其饭碗需要的话，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我们的时代毕竟是以开放为特征的，这种开放的必然学理表达和外现就是同样开放的学理。因此，任何一门学问，不再被某些专家们所垄断。法学家们谈经济、论哲学并不需要人们大惊小怪，就像人们赞赏出身于法学的培根、莱布尼茨、孟德斯鸠、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金庸等研究哲学、经济、社会、政治、文学……一样；同样，哲学家、经济学家们论法律，也自然值得欣喜和欢迎，就像我们欣喜和欢迎出身于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洛克、康德、黑格尔、涂尔干、加达默尔、哈贝马斯、科斯等对法律的精辟理解那样。
人类从来生活在一个整合的世界中。尽管在我们的生活体验中，感受到的往往是处处相异，但这恰恰说明人类通过比较、鉴别而得知其生活和行为的相异。在这里，古老的东方和现代的西方大体取得了共识。如果说“天人合一”代表了中国人对人与对象关系的基本看法的话，那么，“社会连带关系说”代表了西人对社会交往中的人际之间关系的一般看法。它们的共同特征，都在于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因此种联系而导致的人与人、人与对象整合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任何对事物关系的人为切割，虽能收到深入地认知某一对象的功能，但它并不能取得那种“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然而，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知识总量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也将一个整合的世界在知识上分割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科际界限森垒壁严，学者大体生活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以其设定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生活的基本地盘，既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为“不务正业”；也不许他人进入，否则为“胡说八道”。于是，学者们除了在自己所熟悉的那“三亩五分田”里耕作之外，缺少了进一步开疆拓土的信心。我们所见到的学问中人，也就只能是专家，而很难用学者一词来名状、称呼。因之而致的高等教育，更是过分地割裂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本来联系，学生则变得除了自己专业之外的名词之外，什么也看不懂的境地。
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形，使得社会中的人越来越变成“单向度的人”。人的复杂关系结构被人为地、刻意地简化、纯化。与此相应，专门以解释法律——这种调整人们复杂社会交往关系为宗旨的规范——为对象的法学也变得越来越远离了复杂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法学不再关心法律规范背后的“事物的法的规定性”，而只关注法律的字面意义。这样，“法律人”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法律字面意义的“自动售货机”，而非法律学术的梳理者和法律知识的创造者。法律“学术”因为法律规范的不断积累而增长，而不是相反，法律规范因为法律学术的积累而增长。这种法律“学术”之于法律规范的“马后炮”效应，恰恰说明了法学学科封闭之危险。说明了学科开放之必要、甚至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