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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各种不文明行为的大量发生，开展“学雷锋”活动收效总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少的干部带了个坏头，没有起到好的榜样作用。有人问到，学雷锋，那么雷锋学的是谁？问得好。正如从雷锋日记所知道的。雷锋在县政府当公务员的时候，经常与县委书记张光玉下乡。作为领导的张光玉非常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下乡常常是鞋子一脱就下田（当然那时决不是为了上镜头做电视装样子用的），一边扶犁，一边和老乡搭话，分不清谁是官谁是民（当然那时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穿西装革履的干部）。有一次，张书记发现一位老农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就掏出自己仅有的20元钱递给老人（与我们今天某些政府部门和个别干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形成鲜明对比），让他买几头猪崽饲养，尽快过上好日子。（这和我们少数脱离群众的干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而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张书记这种形象在雷锋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根，他暗暗叮嘱自己，一定要按照张书记的样子去做。当着雷锋入伍以后，他主动向灾区捐款，团政委韩万金得知后，热情宣传雷锋为国家为人民分忧的精神，而正是韩政委本人把自己的工资捐给灾区，却不准向外露一个字。（见《法制日报》，2002年月20日第2版，赵显明的文章“雷锋当初学的谁？”）因为雷锋深深懂得，是新社会和共产党救了他，他有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朴素而又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然，另一个方面，不能忽视，就是榜样的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们的许多犯错误和犯罪的干部，比起雷锋来不只是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恐怕有的还有着相当高的阶级自觉性和很高的政治觉悟，就是没有言行一致，理论脱离实际，放松了对于自己的学习和要求。
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志还记得，当年学雷锋活动，社会风气确实好。值得思考的是，学雷锋，那么雷锋学的到底是什么？当时雷锋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学了毛泽东思想，就好象司机有了方向盘。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雷锋身边有许多学习的榜样，有着太多的言行一致的领导干部。所以最近中央强调，“要严格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民。”
说到底，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人？既是每个公民和青年时时思考的问题，更是每个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不断解决的新问题。特别是当着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人们纷纷在追求物质利益、追求所谓的“实惠”和“实利”的时候，要做到不迷失自己的方向，不失去自我，必须首先和不断解决好这个问题。
（二）讲政治，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权力观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讲政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论党的建设》第210页）作为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讲政治是其本质和任务所决定的，是其本分。
这里问题不是讲不讲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政治，讲什么政治和怎样讲政治的问题。我国由于历史上过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运动以来，无限上纲的事情发生了不少，以至于弄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也确实伤害过不少正直的人。人们自然对于“政治”这个概念产生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和态度，甚至一谈到政治，就与政客和耍手腕、搞阴谋诡计联系在一切，对于政治人们惟恐避之不及，还讲什么政治，于是远离政治就成了一些人明哲保身的法宝。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怪群众和一般干部，它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但是，无论如何说，这种理解和态度是不正确的。
对于政治，毛泽东早年提到过：“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544页）政治，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的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我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益。”（同上，第179页）江泽民同志更明确指出：“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批评一些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是根本的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同上，第214页）
关于政治，毛泽东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过分辨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的“关于讲政治”的讲话中，指出了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的六个基本界限，即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先进思想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215页）既然政治涉及到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无不宣扬说什么政治是少数有教养的人的专业，普通百姓是无权过问的，更谈不上什么参与政治和广大人群众做主了。
讲政治，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国家观。国家是什么？国家如何产生的？如何对待国家和国家权力？这些既是些老的问题，也是新的问题。
讲到国家，有两种含义的国家，一种就是在国度、祖国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通常指的包括国土、居民和主权在内的国家，就是英语中的COUNTRY, 俄语中的STRANA ；另一种就是政治意义上指的国家，就是指国体，英语中的STATE，俄语中的GOCYDAPCTBO。两者是有着不可区分的联系，但是不能予以混淆。
在国家形成的问题上，历来就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国家起源于神的意志，即神权说，当然这是明显的胡说八道，是荒谬的，这是为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为欺骗人民群众编造的谎言。中国皇帝被称为天子，是“君权神授”，自然国家就是神的意志创造的了。还有一种认为，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武力说。这种观点，于一些表面现象相符合，因为历史上有的国家被外敌入侵后就灭亡了。但是，没有从本质上说明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就是既没有说明被侵略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也没有说明侵略它的那个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还有什么进化说和人性说等等。
比较流行的一种学说，就是国家产生的社会契约说。这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中详细阐述了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学说开始是有着历史进步性的，是革命的学说，它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为了论证封建统治的不合理性，也就是封建主的统治不是人们的同意，人们有权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者，通过订立新的社会契约，组成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当着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什么人民的同意就仅仅剩下了个空的名声而已。实际上是谁掌握财产，才是谁同意，谁有权代表国家。在西方，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真理。因为国家机器从来就是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人民要反抗，只能面对暴力镇压。尽管人民不同意，也没有丝毫办法。
那么，国家是否是人们的契约建立的呢？我们认为，国家不是通过契约建立的，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关系，主要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国家形成，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有了剥削的可能，导致社会分化为富裕和贫穷的两极，产生了阶级，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的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经济上的地位，就联合起来建立代表自己的意志、维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机器，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就是推翻少数人的国家，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者在内的最广大人民自己的国家，从而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途径和手段，最后到达消灭国家，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消灭阶级。所以他认为：“马克思学说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卷，第305、306页）列宁也曾经说过，“国家就是我们，我们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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