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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我们青年学者的文章中，一向被人们所称颂的诸如“马锡五审判方式”受到了责难；对于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法学，只谈不好的、消极的一面，不谈积极的、成绩的一面。引进苏联教材和法学体系好似全是负面的影响，毫无积极作用了；被世界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与整个法治原则不相容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反复多次提到的、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称赞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非常好的”社会风尚、青少年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和整个社会的风气，统统被抹杀了，甚至当成负面的现象受到批评和唾弃。
于是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法学受到责难的同时，一窝蜂地推崇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的思潮就成了时髦。谈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梅因、霍姆斯、哈贝马斯、马克斯. 韦伯、哈耶克等等思想的才是学问；而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统统被认为是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著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著作，。笔者在此决不是反对学习和掌握西方政治学和法学，对于西方历史上包括上边提到的以及所有近现代的政治学家、法学家的思想、学说，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问题在于西方法学著作及其思想我们如何定位，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吸收合理的成分和因素，如何使我们的青年学生正确分析和对待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来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绝对不能“食洋不化”。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所一直坚持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所反复强调的。我们的学者对于西方政治学、法学著作那么偏爱和推崇，而对于具有丰富法学思想的马克思和列宁（他们首先是政治家、革命家，同时还都曾经是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使法学发生革命的伟大的法学家）的著作却是那么的冷漠和疏远，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于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外国学者说的道理和某些论断往往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推崇，外国人甚至住在国外的华人写的书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偏爱。而对于大陆学者的著述和主张，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主张论文写作的规范化，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是在论证中国现代法制问题的论文的注释，引用外国人（外文）和居住在外国或者大陆之外的华人的著作的注释，远远超过中文和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学者著述的注释；参考书目也是外文多于中文，给人一个印象，好似引用的外文书目越多越好。当然，笔者认为，引用外文和不住在大陆的学者的著述，也不是越少越好，关键是看有无必要，看能否客观全面地论证自己所要论证的问题。也不能否认，外国人或者外籍华人，可能对于某个问题的论述多和见解正确或者真理性多一些，而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或者很少论述或者没有什么真理性，那是另外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全部引用外文，也未尝不可，可这毕竟是少数，是特殊情况。但是多数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当代中国法制的宏观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却不是这样的。
于是在论述我国建国以来的某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对于涉及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的时候，对于建国以来国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议，很少甚至没有引起我们某些学者的关注。别的暂且不论，就以涉及全国四千多人，历时一年之久，反复酝酿、讨论而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历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不屑一顾。在论文中不引用它，在参考书中也不列它，相反却在论文中出现不少的“据说”和“据称”的外文，论文作者自己也没有证明其真实性如何，更没有具体历史背景的说明，就作为自己说明某个问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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