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页。
这种偏见最主要地体现在他对中国哲学（当然还有其它东方哲学，如印度哲学）的价值评价上。（参见注4引黑格尔书第135页以下。）当然，评价并不要紧，甚至还很有必要，问题是，这种评价所采用的标准每每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从而很难真正深入产生此种哲学的中国文化情境中。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
参见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以下；《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以下。

关于中国古代判例法的一些论述可参见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法制度》，载《判例与研究》1996年第1期；沈国锋：《论判例法在我国古代法律渊源中的地位》，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6期；赵雯、刘培森：《关于建立判例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6期，第51—54页。
参见注8引武树臣书，第169页以下、第345页以下。
同注8引武树臣书，第410页、第411—412页。
转引自注8引武树臣书，第654页。
贺卫方著：《法边余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我所见到的提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权变文化”，并对之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谢遐龄先生。参见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班固著：《汉书·杜周传》。
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 年版，第319页。
余丽嫦著：《培根及其哲学·序（李泽厚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参见注8 引武树臣书，第580页以下。
参建注8引武树臣书，第630页以下。
]袁枚著：《小仓山房集·答金震方问律例书》。
此前，无论在观念上的呼唤、还是洋务派们在在经济上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化的做法和选择。对整个民族的选择趋向而言，这些选择只是偶发的、而不是一般的。
关于中国文化预示着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向的见解，人们非常熟悉，如梁漱溟、季羡林等的观点。关于中国法律的文化精神也预示着世界法律的走向，人们则未必熟悉。早在40年代，居正就认为在中国早已有之的“混合法”是“世界法制发展之方向”（参见注8引武树臣书，第654页以下）；武树臣先生更认为，世界法律发展的大趋势就是“走向东方，走向‘混合法’”。参见武树臣：《中国的混合法——兼及中国法系在世界的地位》，载《政治与法律》1993年第2期；《走向东方走向“混合法”——从中国法律传统的角度看判例法》，载《判例与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