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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几个必要的结论
对西方现代法治中的中国因素及其原因的探讨，旨在进一步说明：尽管现代西方法治主要是在西方“本土资源”基础上长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西方文化的自然结晶。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世界市场的开放要求及其在此种要求下或通过强制、或通过和平而形成的世界各国之间的“门户开放”，直接导致了站在经济、技术和文化“高位”的西方世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观察和汲取。西方人能从东方、能从世界各地抢去或盗走人家精美的壁画、雕塑、书法、图书等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就意味着他们同样能在东方或世界其它各地吸收和借鉴对他们有用的制度资源和法律文化。因此，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法治，不仅因为它是西方人的精神结晶而属于世界，更因为它在西方人的努力下综合了世界各地的优良法制文化传统而属于世界。这就为我们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的世界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的普适性提供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认识视角。
在我国乃至非西方世界各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不时可以听到或看到人们对后发达国家能否借鉴、甚至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的争论。肯定论者总是主张西方法治不仅具有西方意义，而且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意义。否定论者则强调西方法治既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就只能具有在西方适用的地方性。但事实上，不论人们争论的观点如何对立，也不论争论的各方如何为其观点的成立寻找扎实的论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发展的逻辑结果，本身是西方人综合了自身及世界各国的的优秀文化资源而形成的。因此，当后发达国家要以法治为目标取向时，不可避免地会趋向对产生法治的背景逻辑的认同。即如果没有那种独特的背景逻辑，也许结论就不是法治，而可能是德治、人治、权治、势治或神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并不笼统地赞同撇开西方法治，后发达国家也能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建立起法治的结论。因为被西方人所综合利用的文化传统和法治结果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虽然，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异因同果、同因异果等例外的情形，但这种情形毕竟是例外。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如果不创造与法治相同或接近的背景，那么，其因果逻辑往往是异因异果（非法治的），而不是异因同果（法治的）。因此，对后发达国家而言，追求法治的基本逻辑理路就是将文化传统与法治结果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转化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除非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法治”，而是以法律为工具的“人治”、“权治”、“势治”、“神治”、“德治”），从而创造一种和法治之目的追求紧密勾连的实现手段。也就是说，面对“桔生淮北则为枳”的局面，如果人们仍然一刻都割舍不下对桔子美味的眷恋，那么，人们的任务就只能是改造土壤、气候、水质等等，除非人们放弃对桔子的喜好。我们既然不能割舍法治，我们就需要承认并创造与法治相关的文化背景，改造妨碍法治实现的文化因素。对西方现代法治中中国因素的探讨，有利于说明我的这种主张：即使在法治文化传统非常浓厚的西方世界，也不断地需要通过借鉴一些外来的文化因子，改造其文化土壤，不断健全其法治，更何况对那些法治文化传统相当瘠薄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呢？既然他们选择了法治，那么，借鉴外来的文化因子，以改造其非法治的文化土壤，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可见，自以上的论述中，人们自然会问的是，既然西方国家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利于他们的因素，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效法别人，同样汲取其他文化系统中对我们建设法治的有用资源？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这里所要表达的主要用意。如果读者们通过本文能进至此种认识，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
当然，读者们在本文的论述中，也许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也可以找到现代法治的因子。对此，我向来是认同的。作为具有数千年文明历程的一个东方大国，其文化中什么样的文化因子都可能找到。但问题在于不借助外在的力量和因素，不借助于我们的更新和创造，这些因子就足以构成实现法治的原因并足以导致法治吗？对此，我至少是一个悲观论者。
总之，西方法治具有世界性，这不仅是因为法治是西方文化因素的产物，也不仅是因为法治是西方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结晶，更不仅是因为法治理念已经被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我想，在如上原因之外，还应加上一条：法治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文明国家优秀文化的综合结果。这才使它的世界适用性更加名副其实。
【注释】 在我国，笔者所看到的我国学者关于“东学西渐”的系统研究是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该丛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以来出版。丛书中其中有一本为史彤彪先生所著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但纵观全书，所论基本为中国古代的法律观念（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巨匠们的政治法律思想）对某些西方思想家的影响。而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对西方法律制度所发生的影响，除了其中论述日本（以政治地理划界的西方）的部分之外，大体上未涉及。另外，笔者还于最近看到了由刘登阁、周云芳两人合著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但其中东学西渐的内容，基本为20世纪以来的史料及其论述。国外学者或游客对中国及其与西方关系的客观描述，应当是东学西渐的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对此，谢方主编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该丛书由商务印书馆1993年以来出版，笔者手头有其中15部著作）可谓是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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