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核心是宪治，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宪治国。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和国家权力的委托书和监控者。因此，实行法治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就是要使民主法制化，法制民主化，制定保障
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地监控下放权力的法律。
随着我国参加WTO，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法治的一些规则逐步世界化，人权与公民权不只受本国法律保护，也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维护，及至一定程序与范围上受制于国际社会权力和超国家权力。这就要求我国的法治必须适应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否则也难以立足于当今未来的法治世界。
郑成思：民商法律要直面WTO的冲击
国际法，尤其是构成国际法的，诸多民商事领域的国际公约，与相关成员国的民商法，本来就是互相影响的。一位国际法领域的教授甚至说过，国际法的基础是民法。这不仅从盖尤斯的体系早于格劳休斯上千年可得到佐证，就连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一“条约必须遵守”，其拉丁文原文正是国际条约出现之前就已实施了多年的
合同法准则。过去仅仅英美法系国家适用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信托”等制度，过去仅仅欧陆法系国家适用的工业产权申请在先制度、精神权利制度等，不断地被纳入一系列国际公约，又是进一步的佐证。
当然，原先仅仅是一部分成员国民商法律制度的那些准则，一旦进入国际公约，必然反过来影响另一部分成员国的国内民商法（试用赵维田教授的话：影响其调整‘国内经济生活’的那些法律制度）。看不到这后面一点，我们就无法面对“入世”的挑战，同时也会失去本来可以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的机遇。
多年来，两大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均由于世界性或地区性国际公约的影响，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一些专门问题上，而且反映在一些基本原则、基本理论上。WTO的法律体系，可以说集这类（影响两大法系民商法的）公约之大成。
中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指1978年，尤其是1992年后）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外引进的。我们诚然需要了解和研究两大法系的经典理论，但如果我们坐在那些经典理论上，无视它们已经发生的变化，不理会WTO带来的冲击，那我们的法学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进入21世纪。将来，我们想要参与WTO的决策乃至影响有关决策时，肯定会遇上法学理论滞后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