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专访
贺卫方
【关键词】无
【全文】
记者：从修改《
婚姻法》到所谓的“性贿赂罪”议案，到见死不救是不是应该给予惩罚的问题，法律建设中有一种“泛道德化”倾向，请问您如何看待？
贺卫方：的确现在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当我们倡导20多年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后，我觉得它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或许在于我们过去对法律的理解存在着一种简单化。
如果我们把依法治国理解成法律就是硬邦邦，一整套对社会的严厉规则，那么这样的法律是一种单相度的对社会的控制，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靠这样一套规则实现一个有秩序社会的建构。过去的法律建设中，可能并没有达到我们——不仅是官方，还包括人民预期的效果。
太多美好的价值赋予给法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社会的腐败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刑事犯罪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虽然我们搞了“从重从快”；在社会中，你能看到思想的混乱信仰的混乱。老百姓觉得出了问题，便会越来越强调道德在一个国家管理过程中的角色或地位，甚至有人说对道德的价值要用法律的手段加以维系，像对“见死不救”对“通奸罪”的惩罚，像对“包二奶”的惩罚和“性贿赂”的惩罚，这些东西给我的感觉是用法律的手段，用国家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规范的有效性。
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种趋势是可以质疑的，我们的社会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社会活力越来越发扬越来越得到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社会越有活力，社会中某种程度的无序会加剧，尤其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不可能一颁布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所有预期的目标都能够实现。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转型期都经历相当大的阵痛，甚至是道德方面的失范。
近代法制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演变趋势是法律与道德相分离，但法律还是包含着许多道德要求和道德训诫，比如言论自由权利是不是也是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权利，而不是外在于我们心灵的一种表层次的规则。
现有的许多法律都有深刻的道德内涵，严格的遵循这些法律，这些法律可以内化为我们的信条，有人说，法律如果不被信仰就会成为一堆死规则。法律能被信仰的内容也无非是有一种深刻的道德力量在感召我们，使我们相信这些规则被严格的遵守，我们的社会就不仅是一个在秩序上，在道德上也是个良好的社会。我们制定
行政诉讼法，民可以告官，这不体现了在道德意义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吗？有人相信，一种关于婚姻的新的立法出现以后，包二奶的现象就可以解决，婚姻的道德就可以拯救，这是天真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