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建立一个一人政府，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地精简政府机构，把权力划分得更清楚，然后让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这个事情就是要在“这里”办的，法院就是要独立审判的，
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部门干预，那么我们就要坚决做到。
古典社会统治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官员的选拔特色，这就是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制度现在名声不太好，从一九零五年废除后，一直被认为是应当为中国的落后和积弱负责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当然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它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优点，所有的官员都必须要经过考试才能担任，这说明了中国古典社会在官职分配上并不是依据血缘或者家族等其它的身份因素，而是要依据一定的聪明才智，这是一种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也就是由有知识的人对社会进行统治，这说明统治者在考虑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被选拔者的智力状况，这比起血缘标准而言来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拔方式。我们现在所称赞与向往的民主制度，是根据相关人士受人民拥戴的程度差异来分配官职的，它并不考虑血缘、身份，也不考虑是否是知识方面的精英。
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就会有种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上的差异，科举考试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平等的，它是向每个人――当然，是每一个男人――开放的，除了妓女和乞丐的孩子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其他人都可以参加，这样的方式是最有利于让社会上所有的人去竞争的一种方式，这样中国的官僚阶层可以不断地增添新鲜血液，而不是由一个固定的阶级去统治这个社会，就象中世纪的教皇一般都由底层教士来担任，这是罗马教廷的民主因素，因底层教士能够体会下层教徒与人民的疾苦，这样就不至于使得他们成为一个过分封闭和缺乏活力的阶层。我们的社会把官职向每一个人开放，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增大，一些有活力的因素不断加入，有助于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它破坏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使得阶级处于不稳定之中，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阶级，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阶级概念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东西。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经常会有一些底层的人进入高层的统治圈，所以中国古人常常感慨，“人生无常，富贵无常”，“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贵族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早早地就被摧毁了，跟科举考试得以兴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各个阶层之间流动性很大，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难以产生
宪法。流动性导致利益的不稳定，不同阶层之间难以形成持久的紧张关系，这跟西方就很不一样，他们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最后谁也斗不过谁，既难以相互吃掉对方，又无法相互融合，所以只好妥协，大家坐下来谈判，就产生了
宪法。由此而产生的
宪法也就有宪政得以出现的背景，利益的差别使得
宪法的含义经常受到争议，在这种争议与解释的过程中，
宪法获得了真实的生命。人们注意到，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中国的科举制度，这大概不是一个疏忽或偶然现象，而是很有深谋远虑的。因为日本是一个阶级社会，如果他们引进了科举制度就会破坏他们的阶级，他们的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直到今天他们的阶级结构都还是很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