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五年项下,十月十二日诗人日记:“福开森先生来访。晚上,我们一起到沽尔德博士酒店去吃饭……”我又取希伦(Andrew Hilen)编辑的六卷本《郎费罗书信集》(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对照,找到了相关信函。福氏首次来访时,郎费罗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著名政治家萨姆纳(Charles Sumner):
英格兰北方人,也可以说是我们这边北方人的朋友福开森先生正在寒舍做客。明天(星期四下午两点半)你能赏光和我们一起吃饭么?……(日期: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显然,那一次萨姆纳与福开森见过面。因此,当福氏次年再次来访时,诗人又给萨姆纳写了信:
我希望你明天能够到外边来出席一场饭局。来自英格兰卡里斯勒的福开森先生正在我这里,并且急于再见到你。想必你还记得,他一年前曾来过我国。(日期:一八六五年十月十四日)
十天之后,郎费罗又有一信致萨姆纳,这一次提到那把扇子了:
我发现明天(星期一)在我们的朋友史密斯及其伙计们(引按:这大约是一家餐馆的名号)那里吃饭的计划无法如期实现;所以我们只好把庆贺中华达官扇的宴会推迟到星期五。我希望这个变化不会给你带来不便……
实际上,这次宴会直到十月三十日方举行,郎费罗当日(钱先生文章中误为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对庆扇宴会的记载便是钱先生文章译出的那句话:“邀蒲安臣夫妇饭;得中国扇,志喜也。”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大致上可以推测导致差错的过程。蒲安臣回国后,先是将董大人的那份赠礼送达受赠人;后者为庆贺得扇并答谢蒲氏,专门约期邀宴。此时恰好福氏来访,在书房里见到诗扇,留下深刻印象。但后来福氏在写那本书时,并没有把两次访问的印象作明显的区分,只是愉快地却又是笼统地谈他的观感,导致后来为兄作传的弟弟郎费罗把那段材料一股脑地放到了一八六四年项下。《蕉轩随录》这本中国文献中对于此次译诗唯一有所记载的书却只字不提赠扇这回事,更不必说赠扇的时间。幸赖钱先生博采西方文献,人们方知道有这样一桩“扇为媒”的雅事;又靠着那把扇子上的时款,我们才得以揭示那本郎费罗传在安排史料上的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疏忽。
来哈佛本为研究中西法律交流的早期历史,却颇有兴致地去寻找并目睹了董恂赠郎费罗的那把诗扇——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物证,不免有偏离正业之嫌。不过,“诗扇疑案”的若干情节得以“侦破”,并且这些发现于钱先生再次修订文章或许不无小用,对于最喜读钱著的我而言,却实在是一件特别快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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