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有必要追根溯源，找到钱先生文章英文底本里的引文加以核对。多亏是在哈佛大学，这里的各个图书馆资料搜集既齐全，检索与借阅又极其方便。我找到了一九四八年由设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的外文期刊Philobilon第二卷第二期，复制了钱先生的英文论文“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对照之下，发现上述四处出入中的后两处在英文论文的引文中尚不存在。那么，“失风”变为“失帆”，“探求”变为“追求”分明是中文论文发表时的改动或笔误。但前两处出入却是在英文论文中已经存在。另外，钱先生在英文论文中更明确地表面他所依据的是《蕉轩随录》的初刊本(“I　the first edition of 1872.”) 。看来，诗文的出入应当来自辗转抄录中的笔误。
　　“容大人”或“董大人”
　　 “容大人”之迷在翻看扇子背面时揭开。在扇子背面扇骨处，有一行铅笔书写的英文字： The Psalm of Life”in Chinese by Tung Tajen。馆长以肯定的语气告诉我，此乃郎费罗本人的笔迹。字迹相当清晰，人名第一个字母分明是“T”“T”，与“Tajen”中的“T”的写法完全一致。 “Tajen”中的 “j”也很清楚，并非“g”。钱先生的判断果然极为精当，诗扇的来头就是董恂“董大人”而不是另一位“容大人”。根据我后来陆续收集的有关文献推测，第一次将“Tung Tajen”误写为“Jung Tagen”的，或许是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诗人去世于下个月的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Literary World 中对郎费罗作品的各种外文译本的列举。
　　 要弄清楚的问题大体上都有些眉目了。但是，当我将诗扇时款的中国纪年转换为西历纪年时，又发现了另一处疑问。如前所述，此扇书于同治乙丑仲春之月，乙丑是同治四年，西历一八六五年。奇怪的是，根据钱先生文章里的引述，福开森回忆他一八六四年九月访问郎费罗时见过诗扇。福氏对于诗扇书法的评价表明他确实亲眼见过扇子，绝非无中生有，信口开河。但是，一八六四年时，诗扇尚未题写，福氏又何从得见呢？
　　权威传记里的史料安排失当
　　 看来问题有点像吾乡谚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也索性“打破沙锅问到底”。跑到哈佛图书馆总馆——就是那所著名的威登纳图书馆 ( Widener Library)，抱回一大堆与郎费罗有关的书（只有福开森的那本回忆录被某课题组长期调用，无从查考），传记、书信集等应有尽有。
　　 那本由诗人的弟弟塞缪尔 郎费罗编辑的《郎费罗传》(Life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向有权威传记(official biography)之誉。这本传记最早于一八八六年以两卷本出版，五年后增补许多资料出版三卷本。各种资料的编辑采取了类似我们这里的“年谱长编”的形式，按年份先后将传主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加以编录。钱先生文章的注释使我们很容易找到福开森访问郎费罗的那段史料。结果，白纸黑字，福氏来访的相关史料确实是在一八八四年项下。先是诗人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福开森先生带了一封介绍信来访。我邀他来舍小住。”紧接着是编者节录自福氏《战时与战后的美国》中关于郎费罗的长达四页半的记述，在书房里看到诗扇云云均在其中。福氏回忆与董恂赠扇之间一年左右的“时差”迫使我推测，福氏对郎费罗的访问不止一次；在郎费罗获赠诗扇与福氏书一八六六年出版之间，一定又来访过。有必要再查福氏第二年尤其是下半年的行踪。按照书后索引提供的线索，果然发现了福氏第二年的又一次来访。（我想起钱先生散文里的话：“好象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不禁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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