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那把扇子肯定还像一百多年前英国人福开森来访时看到的那样，放置在诗人的书桌上。不料，书房看过了，其他各个房间也都看了一圈，扇子却缘吝一面。我不免有些不安，担心那把扇子已经失落。若是那样就太令人失望了，须知我此行仿佛孙行者上翠云山，念兹在兹的就是那把扇子啊。赶忙问那位谈起跟郎费罗有关的掌故来如数家珍的导游。他略有些惊奇，说故居藏品中确有一把来自中国的扇子，但并非寻常陈列品。要看此物，须与馆长联系，择日再来。于是，又与馆长谢伊（James Shea）先生电话联系，确定日期，再次来到故居——这一次是直接来到存放档案的地下室，从藏品架底层一个大抽屉中一堆各式各样的扇子里翻检查看，终于，那把扇子由谢伊先生展示在我的面前。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把扇子居然是该故居的新发现。馆长告诉我，多年来，他们会偶尔接到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有关此扇的询问，但馆中人员惟知曾有此物，其究竟在何处，是否已经灭失，则茫然无所知。三年前，他们在清理地下室时，在一个柜子中偶然发现。他还称我是三年来第一个获见此扇的中国人，令我颇感欣庆。
　　 这是一把竹骨折扇。与人们今天常用的那种相比较稍大些，但比我此前想象者要小。（董恂译文七言三十六行计二百五十二字，篇幅不小，我以为总需要一个较大的空间。）扇骨上有极精致的雕刻，其中一支靠近骨脚处已经折断。扇面为黄底纸饰以冷金。《人生颂》诗文不著标题，楷体书录。上款处盖一闲章，印文难以辨认。下款所署时间为“同治乙丑仲春之月”，署名“扬州董恂”。名下有印章二，白文印“董”，朱文印为“恂”。据钱先生文章，福开森对译诗赠扇的“华国诗人”的书法很表赞赏，说“假如他的译文能和他的书法一样好，那就真是佳作了。”的确，扇面上的书法法度精严，极具功力，那样如同雕版刻印似的小楷实在不多见。以前未曾见识过董恂的书法，因署名下未加“译并书”一类字样，我略有些疑心，这幅扇面是否系“专业”人士代笔写就。
　　文字出入
　　 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出了钱先生的《七缀集》，以便以其中所引董恂译文与扇面文字相对照。结果发现四处出入，一是“扰扰红尘听鼓鼙”，扇面作“扰攘红尘……”。二是“已去冥鸿亦有迹”，扇面作“……犹有迹”。三是“欲问失帆谁挽救”，扇面作“欲问失风……”。最后是紧接着的一句，“沙洲遗迹可追求”，扇面则为“……可探求”。当时心想，这些出入大概是方jun师著《蕉轩随录》时将其上司的译文随手录来，出现笔误；或者相反，是董恂（或那位代笔人）书写诗扇时的随机改动。虽然这些均属于那类“可以引起猜测而也许不值得考究”的问题，但还是忍不住找来《蕉轩随录》加以核对。出人意料的是，方jun师书中诗文与扇面文字完全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特别对上述第二处出入的“亦”字作出纠正：“‘已去冥鸿亦有迹’的‘亦’字多分是‘犹’字之误”。可是，这个误植无论是在扇面上，还是在《蕉轩随录》中都不存在。问题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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