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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看世界时，我们接纳了什么价值观
记：中国公民不是靠简单的说理、靠读书，而是在对自身利益的争取中，方可对现代法治精神有渐进的认识和关照。这二十年来，公民诉权主张的增多、案件的多元化，民情习俗在悄悄地改变，真是了不起。
贺：是。我向来对老百姓权利意识淡薄的说法不以为然。你想，你的钱包我抢走了，你没意见，还高高兴兴，哪有这个道理？雷锋也不干。所谓意识淡薄，实际上是司法公正的缺失问题。打官司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记：秋菊可不是当年的秋菊了。今年一个案件，让我很感动。一个普通工人在北京状告铁道部“行政不作为”，打的是行政复议的程序。一审下来，法官给他打电话说，你打的是程序，赢了也一分钱得不到，撤诉吧。他说，不，我打的就是这个法。一审败诉。二审也是败诉。他争的是权利尊严。
贺：好、好。权利分层了。现在信息这么多，新的“权种”不断出现，“隐私权”、“肖像权”、要求行证复议权，等等。公民的权利诉求是对制度和程序的积极追求。公民和法官是互动的。法治社会离不开每个人为权利的斗争。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的法官不能很好地回应公民，判决往往是苍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和现代法治有根本差异，法律职业又与政治有密切关联，其独立性的内在要求会产生认识上的误区。比如你刚才谈的案子，如果判决政府败诉，这里也先排除政府官员的脚下动作，那么法官和官员是否可以承受司法独立的压力？
在社会转型时，我们已经出现西方法制产生时的社会变化。比如在市场化社会里，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加剧、人口跨地区流动，商品跨地域、跨国家的流动，人的陌生化程度加剧。过去人与人之间信赖熟人，现在不得不建立对法律契约的信赖。法律专业群体的兴起；中产阶级不仅经济上悄悄成长，还要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比如要影响立法；政治层面上越来越摆脱个人魅力型的权力模式，超越对个人的依赖，建立合理的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不假借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来保障社会秩序。而且人权由一个不能讲的问题变得不仅可以讲了，还可以据此提起诉讼，等等，更多的因素使社会需要向法治转型，社会终于不可避免地产生法治的内在需求，这是中国人能获得的最宝贵的历史机遇。记：对于中国公民，某些人权观念，比如沉默权、无罪推定原则、不得自证其罪，是不是有些陌生、甚至抵触，或者在静悄悄地接受？贺：也许有官职的公民与百姓公民之间对这些权利的态度并不一致。但是，权利观念正是在挫折和灾难中才能开放的花朵。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可以置国家主席的政治权利于不顾的时候，刘少奇才真正能够意识到，在小人物的权利不受保障的地方，所谓大人物的权利也是不受保障的，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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