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宽广的视野看，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上京城、找皇帝、告御状，道路奔走、权门呼号，小案成了大案。就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司法救济制度，不能保证纠纷在基层公正解决。现在也是这样。一些形而上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空洞的大口号格外受到历代士大夫的青睐。谁会关注基层的制度建设，使小民得到最具体、最基本的正义？这传统的悲剧在今天的社会仍被上演着。
记：老百姓喜欢他们，因为这是清廉的符号，清官意识和法官概念就此混杂。
贺：对官员的期盼是清廉，对法官的期盼是公正。这个符号受到特定民族文化的影响，说明这个社会还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其实今天的法官和包公一点儿也不一样，他们只是边缘化的权力，不是核心权力。在现代国家，他们应该是非常核心的力量。依法治国，一定程度上就是依法院治国。
记：除了清官意识，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对峙。你是我非、你黑我白、你死我活。我们在强调证据制度时，有人会说，什么证据不足，你怎么把坏人放了？还允许坏人有沉默权？这是一种文化影响吗？
贺：当然。对峙思维和现代法制思维是对立的。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念呢？从哲学上讲，我们的文化强调人之初，性本善。通过纲常伦理一套礼教可以教化人。似乎从逻辑上讲，一旦有了道德，就不会杀人放火，好象可以自圆其说。其实，人不仅仅是理性的人，还是情感的人，常以非理性支配行为。这种简单化、贴标签式的思维模式，在阶级斗争观念下被进一步强化，至今在延续着。这种对峙的思维在教育界也弥漫着。什么标准答案，难道在解决问题时，就只有一个答案，其他的就都是错的吗？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获得这个惟一正确的答案？教育界尚且如此，更何况社会文化的共识。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两方面的利益都可能是正当的，法官权衡只能两利相权求其重。过去法官判决书里常有“害群之马”、“丧心病狂”等非常贬义的词。古代
刑法分三六九等，死刑从绞刑、斩刑到凌迟几十种，本身也是道德教化的工具。我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赞扬昆明法院将“狗急跳墙”、“抱头鼠窜”扫出法律文书。“罪大恶极”这个词，你们媒体经常说的，这个“恶”字就是旧文化的遗续。现代司法制度建设过程就是和几千年文化抗争的过程。
其实传统文化有些好的东西被我们抛弃了。比如科举考试，经过艰难的考核，从相同知识背景、相同专业训练的人中选拔精英，可以保证决策的一致。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就是要让法官、检察官、律师从一个门进来，有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专业训练，以保证司法决策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