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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专业化司法的兴起，一个重要的指向是要制约简单地依据民意形成对司法的压迫，尤其是对少数人的压迫。古希腊在波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人们对所谓希腊的敌人深恶痛绝。这种情绪被转嫁到苏格拉底身上。苏格拉底被指控为“蛊惑人心、腐蚀青年、亵渎神灵”。然后，雅典法院由500多个自由民（他们不是专业法官）随机组成大法庭，听取双方辩论，最后投票表决，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雅典民主社会的这样一个法庭，成为民意的第一个殉道者。这个事情给后世很大震动，人们感到简单依据民意来设计司法制度是错误的。后来才有了罗马时代专业司法的兴起，也才有了不经过法律专业训练不可以从事司法工作的信念。这些都是为了和民意保持一定距离。看美国民主制度很有趣。它的行政、立法机构的设立完全按民主程序操作。总统是选出来的，议会的议员是选出来的，但联邦法院系统八百多名法官，没有一个是民选的。都是总统任命的。其产生和民意没有什么关联。进入司法领域后，也不受民意制约。总统还有任期限制，法官却终身任职。他可以摆脱民意的压力，作出在某个特定时期不被民众普遍欢迎，但对社会发展有长远价值的判决。
我想，一个健康的司法体系应该、也可以和民意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一味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国人皆言杀可杀之”，就极易陷入多数人的暴政中。托克维尔一百七十多年前说过：“法律家是平衡民主制度弊端的重要力量。”对于今天中国的法律人来讲，如何建立良好的司法体系，这句话仍是耐人寻味的。
包公不是法官，是全权官员
记：中国文化中一个有趣的符号、法律符号——海瑞、包公，在舞台上历千百年不衰。那么，他们是什么法官呢？
贺：他们是官员，不是法官；也不是法律符号，是道德符号。首先，他是综合性权力的行使者。古典社会没有分权的政府模式。政府官员解决纠纷时考虑的是用个别主义的方式解决纠纷，同时将特定案件的处理放到社区治理的思路之中。比如如何杀一儆百、以正风气。海瑞有一段著名的话：如果涉及到诉讼中可疑情节，如争夺财产，让富人委屈，不让穷人委屈；如争夺名分，让穷人委屈，不让富人委屈。这不是判案子。第二，他没有受过今天意义上的法律专业训练。在做官以前，科举考试不考律条。只有宋代曾有过“拟判”的考试内容。但我看过，实际上，与其说是考他的法律知识，不如说是考他的文采。判决书也用四六句写，写得很华丽。当了官以后又没有时间、精力去熟捻律条，主要依靠幕僚、师爷（刑名师爷），这些人依附于东家，玩的也是谋术。古代法官没有严格执行法律的制度性要素。第三、审理案件没有什么程序正义，注重实质正义（由于前两个因素，这个实质正义又变得十分不确定）。案件审理是否公正取决于官员（可不是法官）的良知。刚刚要审理案子，旁边的小官递条子：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那你就要考虑这个案子涉及金陵某家利益，最终的判决就变成高度拥挤的公共汽车了，谁的能量大、势利强，谁的权利范围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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