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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可以说，这是法律文化的互动传播？或者说，是一个人和制度的对话？
贺：不，是所有人和制度的对话。我想，制度是人们基于某种对人性、人的行为、人的心理认识、思维关联等形成的习惯并养成的预期，他给你一个日常生活的预期，知道什么是行为边界，什么是规范行为，什么是不规范行为,这样一种比较宽泛的制度认识。目前法律制度存在基本的紧张。一方面法律制度必须考虑把人当作人。在这个社会，人都是经济人，功名利禄不可能回避：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又必须考虑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基本原则，比如社会正义、社会公正。推动法律制度变革与推动经济制度变革不同，法学不是用来诠释经济学的，不是弥尔顿《失乐园》里夏娃对亚当所说的“我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呀/我虔诚地听取/你的一切吩咐”。所谓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中国，法律传统十分薄弱，它作为舶来品输入本土，仅仅百年历史。到现在，法学的基本框架和知识传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实际上是很大的危机。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来源大体有三个：一是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二是前苏联的法律传统；三是中国古典的治理传统。
现代法治原则缘于自然的社会演进
记：你在“法官文化的意义与课题”中说道，现代法治原则缘于深厚的文化积淀、自然的制度发展和历史演进。从历史连续性的进路考虑，一国特定文化对一国法治形态影响很大；反过来，法治进程也会深刻地影响一国文化。那么，西方法制制度根植于什么土壤中呢？
贺：从根本上说，西方法制制度的形成是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观察西方的法律史，我们会发现法治的发生有着相当复杂的基础。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在古罗马会产生如此复杂而博大精深的法律知识体系？由于独特的语言、知识，法律人在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看到的与常人眼中呈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设计出非常复杂的概念体系和对事物不同的分类，从而获得解释社会关系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知识力量。
这里有几个社会性要素，首先是商人的精神。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所以形成复杂的法律思想和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缘于贸易的发达，商业的传统，社会交易的多样性以及商业社会的文化交融。人们必须认真考虑贸易纠纷如何解决。在小亚细亚买一船小麦运到雅典，人们必须考虑商业风险如何转移，其他还有动产、不动产交易如何做，什么叫占有、占有多长时间可以获得所有权，等等，这都需要复杂的法律知识、技术。这是重要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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