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的障碍
贺卫方
【关键词】无
【全文】
在过去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里面，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受到关注有它相当大的必然性。转型期的社会就是各种各样的流动性和变化太过剧烈，就像一百年前中国人喜欢说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五千年未有之穷劫巨变。这样不断的变动使我们丧失了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怎样。我看了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写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他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知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做了很好的阐述。很明显，在一个转型期社会里，公众都有一种强烈的需求，需求专家对于某些事项作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媒体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专家的依赖似乎也越来越强烈。相反，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例如像某个遥远的国度里发生一场“9·11”事件那样的惨剧，我们很难及时知道，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着电视里直播的画面，震惊之余，也有一大堆的困惑需要研究美国以及伊斯兰问题的专家给我们解释。公众对于各种各样专门知识的依赖使得媒体与知识人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依存关系。
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分工的社会里，分工的深化使得隔行如隔山，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人已经成为逝去年代的影像。这样，即使是知识分子之间也需要相互依赖，需要相互之间释疑解惑，这是我们时代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需要知识分子有一种公共的关注。虽然有社会转型期的强烈要求，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许多障碍，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下面是我认为比较明显的一些障碍。
第一个障碍，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大学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结果，使得知识界越来越强调研究领域的分工。但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分工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化，整体社会的变化要慢于知识分子在构建自己专业方面的进展。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分工意识，大学的建立意味着我们建立了西方人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分类。知识分子的确面临着这种问题，什么知识是道听途说的，什么知识是我们经过分析、经过知识的传承所获得的，这两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在大众传媒里讲话，不可以太超越我们的界限，超越之后我们知道说话没底。这种分工意识跟社会本身的生活与我们学者给这个社会进行知识划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也许在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仍然消失的时代里面，仍然呼唤着这样一种知识人，呼唤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科，不仅仅局限在学科里面的知识分子，对一些公共事务发表他们的看法，提出他们的见解。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着一些紧张或者矛盾。
我想第二个方面的障碍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缺乏一种理性地进行辩论的传统。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问题，我发现在法庭上好像没有大家看到的《刺杀肯尼迪》里面检察官或律师的慷慨陈词，从来没有那种辩论。大家看《古文观止》，里面居然没有一篇演讲词。我们这个国家两千年来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没有激烈的公开辩论。我们与西方的社会历史对照的时候，发现早在古希腊时代，公共辩论和演讲就是相当普遍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收入的演讲辩论文字占有那么大的比重。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通过言词辩论和文字切磋，使得一般人看不出来的道理能够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公开的辩论，没有讲坛上的滔滔雄辩，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办法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公共辩论的传统在我们这里完全没有，高层次的知识界也不大组织这种公共生活，说明我们的公共生活的确是空间不大，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太有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