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西方国家的律师不管如何分工，他们是特别强调律师的共同性和同质性，形式的差别只是外在的，但作为法律人，大家的利益和追求是共同的，即建构一个法治社会使法律得以良好运行，这对每一个法律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环境。
　　
　　所以，英国的律师很早就形成了律师的自我管理，自我培训，不是由政府来管理，而是强调律师自治。因为是自治的组织，律师就会关心法律这个行业的发展，关注法律环境是否良好，他们为此争取了一个更大的权力，即所有的法官都必须从律师中挑选，这是英美法官选任的一个重要制度，这是一种权力交涉的结果，早期的英国王室法院，国王也并不希望把法官的选任权力交给法律人这样一批专业人士，但经过长期的博弈，法律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获得这样一个权力，这实际上法律人通过自治力量进入国家管理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分支，法律人对司法权进行垄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受到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识的深刻影响。
　　
　　不仅如此，律师还通过他们这种组织化的力量来更多地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议会中，法律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国的历届议会，法律人出身的议员的比重都在1/2左右。议员中有很多法律人，立法权就自然受到了法律人的影响，律师所擅长的辩论的习性也被到了议会中，使得议会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更加针锋相对。当然，法律人除了会辩论以外，还会妥协，这使得国家政治能朝着一个理性的和健康的方向发展。此外，越来越多的法律人进入到政府行政部门，对国家的行政权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像历史上很多的美国总统都是律师出身。
　　
　　所有这些，背后都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在推进，这个强有力的手就是自治的法律人组织，这个组织是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它是一个专业性的民间组织。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自治组织，没有这种独立于政府的自治力量，国家权力就面对着一大堆原子化的个人，这个社会就难免走向专制，因为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法与强大的国家权力相抗衡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良好的自治性律师组织就没法去实现法治社会。
　　
　　中国律师的双重困境
　　
　　《21世纪》：这样说来，中国律师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要首先解决律师的自治问题？
　　
　　贺卫方：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回过头来观察我们这个社会，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矛盾都来自律师这个职业是舶来品的这样一个事实。律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是没有历史源头的，尽管明清时代有一种人很接近律师，即讼师，但他们是排除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我们传统的司法结构就是官府对小民。所以律师这个职业，从一开始在中国的建立开始，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职业，但在中国传统的市民社会中，它又没办法独立生存，它必须有所依托，所以它就只能向政府依托，向官方依托，甚至到最后，律师职业的建立压根就是一个政府行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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