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的时代担当－就“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出版访问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
【关键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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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为祝贺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一次推出50本法学文丛，无论在出版界还是校庆方式上，都可谓前所未有。您作为丛书的策划者之一，这种想法从何而来？
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校庆高峰期”，这是跟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有关的。在清末建校的一些大学如北洋（现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都陆续进入了百年期。另外一个高校“出生”的高峰期是50年代初期，1952－53年的院系调整催生了一大批单科学院——当然，前提是终结了许多综合性大学。从去年开始，这批不少已经改名为大学的学院先后度过50周年校庆。100或50都是传统上的大庆年头，所以全国各地的校庆活动频频举办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不过，观察不少学校的校庆活动，似乎有些格式化了。通常不外乎召开规模巨大的庆祝大会，领导人题词甚至亲自参加庆典，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到热热闹闹的庆典过去，留下来的东西并不多。在母校50周年校庆前夕，我们在北京的一些校友很希望能够以某种更独特而富于意义的方式作些贡献，于是，在法律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就有了这样一套大型丛书。
崔：我们知道，西南政法大学偏居重庆一隅，但从那儿走出来的法律人，如丛书的许多作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已成为当今中国法律界的精英。有人称之为“西南现象”，您如何解读这种现象？
贺：的确，重庆远离政治中心，又非沿海城市，但是，西南——请容许我这样简称，我不大喜欢“西政”这个简称——确实培养了不少知名的法律人。就文革之后的情况而言，她在几所政法院校中第一个恢复招生这一点非常重要。1982年，全国法律院校共毕业学生700余人，西南一校就占了半壁江山，是所谓得风气之先。1978年，教育部确定西南为全国重点院校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强化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当然，更重要的是，西南的教师对于教育的全身心投入。我们的老师们那种热情而又严谨的治学和研究风范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此外，偏远有时未必是坏事；少了各种外部刺激，学生们只有埋头读书，相互切磋，这反倒可能成为一个有利因素。
崔：这套法学丛书命名“文库”，很有些博大精深的意味，它们都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贺：50种著作放在一起，大概可以当得起“文库”的名号了。这些书涉及到法学的各个领域，从法律理论、宪政、法律史，一直到各个部门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十余种出自从事司法以及行政和立法等实务部门的校友之手，这显示了西南毕业生浓厚的学术情结。我相信，这种实务家而钟情于理论，注重以理论导引实践，同时又从实践中开掘理论，已经成为西南法律人的一个重要风格。另外，西南法律人颇具个性的治学路数，尤其是既有厚实的法学专业根基，又有宽广的人文视野的方法论特色，在这套丛书中有很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