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问题。像前文论述的税收立法权行使缺乏监督一样，税收授权立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用税收授权立法实践加以说明。1984年我国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根据国务院的请求，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制进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这里，授予国务院只有拟定草案的权力，只是试行，而且还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足见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权的审慎态度。这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紧接着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
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把税收立法权一揽子授出，姑且不论按授权立法原则这种“空白授权”或“空白委托”是无效的，单就立法机关在事实上放弃税收立法权就是不合法的。这次授权的最直接结果是，现行的大多数税收法规都是行政机关制定的，不仅有明显越权现象，而且其中的某些法规还是经国务院再授权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1] 对这种不合法情况，如果说《
立法法》颁布之前是无法可依，而在《
立法法》颁布以后，因没有规定相应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仍然是“无法可依”，或者是“有法不依”。[2] 这是《
立法法》的遗憾，也是税收立法的遗憾。
（二）《
立法法》与税法体系
税法体系是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税法形式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是税法体系的基本内容。一国立法对具体的税法形式的权限、效力、地位和具体内容的规定，是税法体系构成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一国立法中关于税法形式的相关规定，有助于构建层次分明、内容完善、统一的税法体系，从而有利于税收的司法、执法和守法。反之，研究一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可以发现一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可以为税收法制的健全提供根据和目标。
1．《
立法法》对税法体系的规范
我国《
立法法》对税法体系并无专门的规范，但《
立法法》作为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对一般法形式的规范理应适用于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