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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关于例外和减免义务的规定，运用关税手段有效保护中国高新技术产业。WTO众多协议、规则中均有例外条款，这些条款由于没有明确的界定，且规定比较原则，为成员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当争取到这种条款的待遇时，即可不必承担其对WTO所负的义务，或可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而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提高关税，免除关税减让义务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些例外条款包括：①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进口限制。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2条及第18条的规定，WTO允许其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下，[15] 为保障对外金融地位，确保足够的外汇储备水平，中止有关减让关税的承诺，限制进口数量或其价值；②新兴工业条款。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8条a节和c节的规定，WTO允许发展中成员为促进建立某一特定工业，而背离其所承诺的市场开放义务，实施保护关税和数量限制的措施；③一般例外条款。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20条规定，基于维护公共道德、保障人民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实施与关贸总协定无抵触的国内法令、保护艺术、历史和文物、保护可枯竭资源等等，成员可以采取关税总协定所许可的限制贸易的措施；④安全例外条款。1994年关贸总规定第21条规定，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军事国防、外交关系的考虑，成员可被免除部分义务；⑤申请免除所承担的义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规定，在例外情况下，成员可以申请免除应承担的义务，包括关税减让等；⑥就关税减让重新谈判。1994年关贸总规定第28条规定，在提供补偿的前提下，成员可要求重新谈判，提高关税水平。这些免除关税减让义务、提高关税水平的例外条款都可以加以利用，这对我国在竞争力不是很强的时期保护相关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3．WTO体制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法对策
（1）扩大征税范围。增值税的优点便是因不中断的环环相扣的抵扣链而使得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各环节的产品、劳务的增值税负担是一致的，从而保持其税收的中性。如果抵扣链出现断口，致使部分产品或劳务所含税款不能抵扣，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不能彻底抵扣，就会出现产品或劳务以含税的形式继续往下一个环节流转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造成不能依法抵扣税的企业的超额税收负担，使其无法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会在后面的环节造成税上征税的不合理现象，使增值税的中性优点遭到破坏。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征税范围过窄，导致外购无形资产和外购劳务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是其中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增值税法的征税范围只限于除房地产之外的有形商品的生生、委托加工和进出口环节，以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而营业税法的征税范围则包括除加工、修理、修配之外的所有劳务提供，销售房地产以及转让无形资产。然而，不仅是高新技术企业，还包括其他所有的企业，都必然发生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同时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情况，而与营业税相关的支出虽然一定是产品成本的构成部分，但由于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在计征增值税时不允许抵扣。这种情况在一般的企业中尚可能不会发生特别严重的加重税负的结果，但对于外购无形资产和外购技术劳务及其他劳务占有相当比重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会造成其增值税负担明显重于普通产业的不利后果。因为高新技术企业为了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会经常发生购买专利或非专利技术的行为；而为了开发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使消费者接纳新技术产品也必然投入相当大的智力、人力、财力，如聘请专业咨询设计人员、广告、展览、巡回公关与形象宣传、售后服务支出等，这使得高技术产品的价值构成与传统产业有了很大的区别，凝集在产品价值中的物化劳动日益减少，而智力投资和市场开发费用日益增加。但现行增值税法却不允许这些投资和费用所含税金予以抵扣，因而外购无形资产、外购技术劳务和外购的其他劳务（如广告、租赁、交通支出）会出现在已征营业税的基础上重复征收增值税的现象，使得高新技术产业的超额税收负担不可避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增值税的征收和抵扣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创造合理的税收法律环境，在近期内，有必要通过修改立法将外购专利权或非专利技术，以及与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开发相关的费用类似于目前交通运输费用的处理办法一样，给予一个按实际发生金额法定的扣除率，但这些项目仍然征收营业税，或者将这些项目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使其有可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参与税款抵扣过程。当然，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结果必然是在增值税完全取代营业税的情况下使所有的商品与劳务及技术的交易行为统一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只是尚需时日。
（2）转变增值税类型。目前我国所采纳的生产型增值税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技术设备折旧速度快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十分不利的，它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值税税负普遍重于一般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加以改革。至于改革的方案，有的学者主张采用收入型增值税，[16] 有的学者主张采用消费型增值税，[17] 且各自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我们认为，收入型增值税虽然从理论上说是一种最理想的模式，因为它对外购资本品允许抵扣当期折旧所含税款，这能够保证在按折旧年限均分税款的前提下，各个纳税年度对外购资本品所含税款的彻底抵扣，同时也不会带来消费型增值税提前抵扣、无偿“借用”国家税款的情况，但是固定资产的折旧额所含税款无法用发票进行抵扣，它可能人为地造成发票抵扣链条的中断。而如果要确切地计算、掌握折旧的数额也并非不可能，但是手续太复杂，征收费用过高，可能会增加增值税的管理难度，必然要求引入账簿抵扣法，以弥补折旧额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缺陷。相比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这也是国外增值税法的一般做法。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意味着对本期购进的固定资产已纳税金可以在本期凭发票全部抵扣，尽管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不会全部转化到当期的产品或服务中去。这种增值税与所得税中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总的税额不会减少，它们都会导致减轻当期纳税负担的结果。这种增值税有利于鼓励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刺激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彻底消除了增值税重复征税所带来的弊端。从社会整体和长远看有利于抑制消费、增加储蓄、鼓励投资，为国家开辟新的税源，同时也有利于简便、统一、规范地凭发票抵扣税款，降低征收管理的难度。不过在短期内，与生产型增值税相比，消费型增值税会使国家财政收人急剧减少，在当前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地实施会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因此，我们赞同，在一定的过渡期内实行有限的消费型增值税，使可以在当期全部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仅限于设备，而不包括房屋和建筑物，这样可以解决目前生产型增值税的最大问题，使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彻底消除重复征税，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无息的税收贷款支持，另一方面，也兼顾了我国目前的实际困难，使国家财政不至于因此而陷入危机。待条件成熟之后，再将其范围从设备扩展到所有的固定资产、实现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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