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税法统一实施方面的缺陷与不足。我国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法措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全国统一适用的规定，[6] 二是部分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规定。[7] 这些税法措施都是通过对一些税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而形成的，或者干脆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内通过变通的方式加以规定的，散见于各类与税收相关的通知、决定、命令等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现实经济生活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寻求政策法律支持的迫切需要，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统一协调，导致这些规定的功效很难相互促进，反而因矛盾、重叠、含糊而彼此抵消，不利于保持税法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很多规定的合法性与税收法定主义的标准衡量值得怀疑，不利于公民税收法律意识的形成和中国税收法治的深入进行，给贯彻实施带来了诸多不便。例如，由于各种优惠措施散见于许多法规、规章，甚至内部文件中，纳税人对其内容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明显表现为透明度不够和难以统一实施，同时也造成许多优惠措施缺乏长期稳定性。由于税法宣传形式单一，宣传力度不够，加之对税法的修改和废除在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层面缺乏必要的公告和咨询查证系统，因此，如果不借助非常敬业的专业人士，纳税人自己很难准确地评估和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措施。这种税法环境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为高新技术企业除了承受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投资风险外，还会因此承担法律风险：一旦对税法理解有误，就可能招致处罚；高新技术企业除了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的成本费用居高不下外，还会因为不健全的税收法律环境而增加其纳税成本。
（五）WTO体制下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法对策
中国已经成功地加入了WTO。在WTO这个自由开放的经济竞技场上，由于各国科技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势力悬殊，因此公平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管是国民待遇、关税减让，还是反倾销、反补贴等，无非只是创造一个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而已，而一国经济能否从中得益，最终还是取决在熟谙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自身竞争实力的增强。因此，在不与WTO规则体系发生积极冲突的条件下，各国政府无不充分利用各种宏观调控工具促进本国经济产业，尤其是代表未来综合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如果中国对加入WTO后的严峻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善于发挥法律所包含的政策工具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和扶持作用，那么，当国门洞开之时，必定也是中国民族产业在外国资本的强力挤压之下陷入困境的起始之日。因此，我们主张高新技术产业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倾斜。WTO体制下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法对策主要有：
1．WTO体制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策[8]
（1）明确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权的主体，保证税收优惠措施的合法性
（2）改革税收管理体制，规范区域性税收优惠措施
（3）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支出预算管理制度，提高税收优惠的效率
2．WTO体制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税法对策
因为降低关税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所以加入WTO就意味着降低关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关税减让谈判的起点是1992年的关税水平，当年的平均水平为43.2％。1994年以来中国3次大幅度降低关税，第一次是1994年，关税平均水平从43.2％降到35.9％；第二次是1996年，从35.9％降到23%；第三次是1999年，从23%降到17%。[9] 预计到2004年关税的平均水平将降到9－10％之间。尽管如此，由于WTO规则体系中本身就设计了许多特别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因此在关税法领域，利用税率的调整以及公平交易税的开征，在发展经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仍然是大有作为的。
（1）免除部分进口设备和材料的进口关税。中国虽然已经规定为技术改造而引进的先进技术所必须附随的仪器设备，其价值在引进技术50％以下的免征关税，和为技术改造、生产制造新设备、新工艺所必须引进的关键仪器设备减半征收进口关税，但这种优惠面窄，且有数量和比例的限制，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高新技术企业对进口设备和技术的迫切需求。因此有必要扩大优惠面和优惠程度，对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和开发进口仪器、仪表等试验和检测设备，试剂、材料和其他技术资料等免征关税。这种免征只要不是专门针对内资单位和个人，而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从事高新技术项目或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单位或个人，就不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只要对免征关税的进口设备或材料不设置国别限制，就不会构成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至于关税的免除更不会与WTO关税减让义务发生冲突。因此，这种针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设置的优惠不会引起世界贸易组织的异议，完全可以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采纳。
（2）开征反倾销关税和反补贴关税，维护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机制。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国外进口产品低价倾销并造成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损害的，进口方可以采取包括反倾销税在内的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的幅度为全部的倾销差价或低于此等差额；根据《WTO反补贴协议》，受补贴的国外进口产品如果造成进口方国内产业损害，进口方可以采取包括反补贴税在内的反补贴措施，征收反补贴税的幅度为全部补贴额度或低于补贴额度。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都是在进口环节由海关征收的关税，属保护关税中加重关税的类型。 [10] 由于我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薄、起步慢，资金投人不足，技术力量有限，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产业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本来就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产品时还采取倾销或补贴等不正当手段，将会导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遭遇灭顶之灾。因此，立法机关在《反倾销与
反补贴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并运用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抵制外国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已经刻不容缓。[11]
（3）在特殊情况下采取关税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亦称免责条款或例外条款，它是国际法上“情势变迁原则”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具体运用。[12] 根据《关贸总协定》及WTO《保障措施协定》的内容，如果因意外情况或承担总协定义务而造成有关产品的进口量大为增加，并因此而造成国内工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进口国在防止或纠正这种损害所必需的程度和时间内，可以对上述产品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提高关税，或者撤销、修改关税减让。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只能在发生贸易不公平行为时才能采纳相比，保障措施可以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采用，但是必须符合WTO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如果因为进口激增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那么保障措施中的关税措施无疑是消除这种不利后果的有力手段。因此，我国应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的有关内容，尽快制定《保障措施法》，详细规定我国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方法和程序。[13] 同时我国还可充分利用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制度，[14] 为我国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和发展赢得更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