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的知识形态*-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梁启超的三阶段论的其他许多前设提出挑战，除了那个话语中所隐含的进化论和超级知识分子之外，以及其隐含的历史决定论，意图决定论、无限理性和唯理主义，历史的目的论，唯心主义等。
　　因此，对这三种知识进入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分析就表明这些知识话语本身说的是什么并不重要，甚至完全不重要，在这里的分析中，重要的是这些话语是如何分别在近代中国如何被人们感到是重要的，并为人们标记在历史上的。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最重要仍然可能是湘学的曾左等人开始的中国社会变革，例如洋务运动带来的中国社会变化，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带来的社会变化，例如现代城市、国有和私营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关心民族危亡社会安定发展的工商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上述知识话语的传递者，传播者，也是他们将这些运动标记为重要的运动。只要想一想曾左时期，如果当时有人搞新文化，会有什么人可能响应？我想，没有人。这就是话语是否有支撑其实践的社会机制的问题。只有在洋务运动之后半个世纪，才创造了新文化运动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是俄底浦斯，这并不仅仅是说它弑了父，而且是说它是在不知道自己与被弑对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情况下弑了父；甚至比俄底浦斯还俄底浦斯，因为洋务运动还养育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一切可能由中国一方提供的条件，而俄底浦斯杀的是没有养育之恩的并且是放逐了自己的父亲。
　　因此，我觉得杨著如果此后在著作中要进一步讨论三大知识群体的互动或者是与三大运动的关系，那就必须在这些方面把更多的社会话语实践因素和机制纳入他的分析。这也就是说，在承认知识发展脉络具有自身独立性之际，我仍然强调知识形态或话语实践从根本上看仍然是同社会生活及其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仅仅考虑知识群体的知识形态的内在机理是不那么充分的，仅仅考察知识形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知识是从什么路径，通过谁，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偶然事件，以什么方式，与谁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进入社会的，它明述的目的是什么，它实际上又留下了什么，是怎么获得重视的，为谁重视。否则的话，过分强调或仅仅关注某种地域化知识的自身逻辑或内在机理，我总觉得可能有点太唯心主义了或过于简单化了。四．
　　最后，我还希望强调一点，尽管我们今天批评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我也同意杨著对费的批评。但是，必须看到，费是从西方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是在中西关系的角度上分析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费的模式又没有太多值得非议的；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国，他没有必要分析是中国的哪一个地域的知识在作出回应，是中国自己在回应，至于中国的回应在内部调动了什么“白血球”或“红血球”，这不是他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要清楚我们在研究什么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时从什么角度上进入比较好，而不能笼统地借用费正清的模式。当然，也不要以为有什么普适意义上更好的或最好的模式和研究进路，只有对于研究某个具体问题更好的或更恰当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