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地域性知识与近代三大运动的互动角度出发，我认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地域性知识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位置和时间。例如，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学进入中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是从封疆大吏这一层面进入的，他们握有实权，要解决实际问题；当时西方的冲击还不像后来那么强烈，因此当时的社会条件也不可能允许康梁的话语或新文化话语流行，也就是说尚未形成后两种话语实践的社会结构和机构（非话语机制）。在这样的条件下，办洋务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也符合曾左作为官吏和掌权者，作为办实事者的职责以及他们这种人对世界上的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但是，尽管后人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界定为一种器物上的变革，甚至他们自己也可能这样自我认定，但是，他们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们是封疆大吏，他们创办了湘军和新军，创办了现代工业，开办了许多洋务和外事，送出去一些留学生，他们的做法使得民族工业得以发展，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制度的、也是文化的变化。将湘学视为仅仅是器物的变革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如果不是为进化论蒙住了眼，那么就可能是他为自己的文化变革梦寻求一种正当性，是一种自我吹嘘。事实上，只有经过湘学的代表人物以及此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有可能有一些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书生甚至商人关心所谓的制度和文化变革。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这两个变革倒更像是湘学话语实践的一部分，一个延续，而不是岭南或江浙话语类型的话语实践的一部分。也正因此，在我看来，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变迁真正产生了影响并且是基础性影响的倒更可能是湘学。岭南或江浙都是湘学这条路上分叉出来的小径。
　　同样可以以这一进路来分析康梁的话语和江浙的新文化话语进入中国近代历史的位置和时间，以及他们所运用的知识资源。康梁都不是实际管事的，而是书生，他们可能影响的只是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仅仅是他们的儒学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做任何实事，因此很自然希望通过皇帝来变法，最终获得权力，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强调制度变更的根本。这种条件限制了他们不能说其他话语，而只能说制度变革的话语；他们不是封疆大吏，没有实权，因此无法甚至无从说器物之话语；他们在体制内，在皇帝身边，因此也无法说新文化的话语。江浙之所以形成了新文化话语，也是因为其代表人物都不是重臣，同时还不像康梁那样在体制内；清朝政府已经垮台；此外，江浙学者的知识又只有一些新思潮，他们能写点新潮的文字――小说、诗歌、社论之类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说所谓的新文化的话语。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三阶段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虚构，一种为了当前而创造了先驱者，为了表明自身和此刻以及他所处的运动的合理性而构造的一个宏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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