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就讨论儒学地域化而言，我认为，除了书中所提到的其他因素之外，还有中国的同乡关系，也强化了儒学的地域化。湘学的显赫显然与湘军的崛起有关。湘军人士的成功本身就需要相互提携，需要在他们可信、可靠的人当中选拔在他们看来有特殊智识的人；而他们的成功又会使他们的学识在社会中和诸多知识群体中显赫起来。这种互动，就可能使一些本来就知识理路来看未必可以称作一个学派的人们在后人的视野中被构建为一个学派。另外，他们相近的经历以及相互交往之必要也会使他们的知识趋同：一方面为相互交流方便他们会力求近似的表述方式和术语；而另一方面经历的相似也会使得他们的经验更可能近似，更容易积累某一特定方面的经验。例如务实。由此，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以来，似乎只要是务实从政的人都对湘学颇为青睐，除湘人毛泽东外（“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众所周知，浙江人蒋介石也对曾国藩极为欣赏。而搞文化的人似乎都更青睐江浙，而无论此人出身何地。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地域化的儒学有可能只是在“发源”上与地域相联系，而一旦传播开来，其运用则可能不受某一个地域限制，而更可能与运用知识者的职业、理想、偏好、社会情境等复杂因素相联系。这并不是否定儒学地域化。儒学地域化完全可能是一种方便的分类方式，一种初始的分类方式，但是，如果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则需要适度的抽象。
　　三．
　　如果结合中国近代的三大运动，从这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地域化的知识话语是如何从舞台两侧进入中央并得以流行的。知识并不是由于其本身的优点而自动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的，而是由于一些社会语境才使得它获得一种社会的地位。就近代以来地域化的儒学来看，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势，社会要求变革，因此一种本来是地域化的知识就可能进入中央舞台，供那些要求变革的人们采用。其次是这些话语必须是已经是已经以蛰伏状态存在于社会之中。由此可见知识准备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现成的话语，这些以传统保留下来的材料，那么仅仅有社会变革之紧迫性，也无法无中生有的临时创造话语。同时，必须指出，这种知识的准备并不是有心完成的，而是人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本来是为了个人问题而积累起来的；就某个具体的知识而言，知识的产生和准备并不是或不必定是有意的。第三，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因此才有途径进入舞台。例如，曾左都是封疆大吏，康梁则是朝廷学者。人微言轻，如果抛弃此中的cynic，其实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真理。第四，蛰伏状态的话语进入舞台中央，成为一种主导话语，其形式往往是通过对先前话语的否断来完成的，至少在近代中国新话语往往是这样形成的，最典型的就是所谓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种三阶段论。但是，请注意，这表面看来是强调了话语的断裂，但实际正是在这种断裂中保持了联系，因为首先否断就是塑造自己独立的话语形象和话语的过程。这就如同没有对手就没有打败对手的英雄一样，独孤求败不可能使自己的话语突现出来。知识地域化也是在这种话语自我塑造和对其他话语的压迫和拒绝中在近代一次次突现起来的。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暴力，话语即权力。另一方面，这种联系还表现在前一话语为后来的话语创造了新话语得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条件。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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