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中国自古多叛逆少年，却少有从削肉剔骨到执意杀父的哪吒，更从未有过七旬高龄依旧破门墙而出的哪吒（李贽或许近之，但他更多名士风骨，少李先生的岸然中道）。因为青春期的叛逆往往充满潮湿与空虚。既不能持久，更无法构成对所抗争对象的颠覆。儒家道统可以提供士大夫的骨气，但并不能提供敢与旧体制“剔骨还父”的决断和独立的价值源泉。而李慎之晚年能够有哪吒式的“剔肉还母，剔骨还父”，则是出于对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的坚定回归。所以与其说李慎之之死是“最后的士大夫”之死 ，不如说是新世纪第一个哪吒式的自由主义者之死。谢泳曾研究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自杀的状况。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何以在“杀子”浪潮中甘愿自戕？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杀亦是另一种形式的“剔骨还父”，一种儒家精神的肉体上的剔骨还父，存甘愿一死以保全父母之意。而李慎之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和精神上的剔骨还父，了结精神中与“孽父”的因缘，从而保全和回归独立之精神。还父的最终目的是“杀父”，而不是以肉身的灭绝去保全伪父。
李慎之在思想上的“剔骨还父”，既是一种真正的叛逆，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忏悔。他自言从59年底60年初开始彻底觉悟，发现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 。90年代后他最终确立和重扬自由主义的旗帜，对自己曾经依附其中的革命给出“专制主义”的概括，说“50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有一个皇朝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 。对身在其中的极权体制，他评价1949年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统治。这些态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有很清晰的表达。在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内老干部中，李慎之的孤绝与勇气是哪吒在万千个木吒中的孤绝与勇气。他精神上的“削肉剔骨”不可谓未到极致。从哪吒的譬喻解读李慎之，他们的区别并不在曹长青说的李先生只有精神上的“剔骨还父”，未有肉身上的彻底斩断。只有体制内的劝谏，没有一路上的“追杀”。哪吒最终沦为一个悲剧角色是在《封神》十四回结束时，纵使他已“剔骨还父”，肉身独立，但李靖却在一种更高力量的扶持下，忽然摇身变作了托塔李天王。哪吒被神界出卖，从此在宝塔的暴力威慑下终其一生都与伪父同殿为臣，受其宰制。而李慎之的头上，以及我们的头上也都还有着一个镇自由主义之“妖”的宝塔。李慎之与哪吒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精神上彻底剔骨，肉身上依旧受制，而一个是肉身上剔骨还父，但精神上终究沦入了无间地狱。那么当代大陆背负原罪的自由主义，肉身受制的自由主义，还能不能拿到风骨岸然的旁观者眼里的自由主义户籍呢？
三、
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理解为一门精纯的学问，那么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离岸价甚至比到岸价还要昂贵。到了岸的自由主义者似乎才更像一个自由主义者。尚未离岸的自由主义者背负原罪和极权体制下的诸种身份，仿佛是自由主义的民工，不先脱光了衣服消毒，到了岸也是上不去的。但我们如将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本土化的和经验的政治思潮与过程，那结论可能就要反过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