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此文中试图以“剔骨削肉”的譬喻，来解读和评价李慎之先生，也进而解读和评价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道路。李慎之无论如何都是专制主义政治现实之下的李慎之，大陆的自由主义也是专制政治现实下的自由主义。专制制度下有可能存在在其宰制之内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吗？如果以一种纯粹和理念的“自由主义”概念、也就是以一种在我看来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思维惯性来看，这可能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如有一位青年学者曾对我这样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者，因为以中国的政治现实，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应该在牢里”。我曾经很欣赏这句话所透露的一种克服犬儒化的道德自许和自嘲。一个人在一个号称专制主义的时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又平安无事。这怎么可能呢？这似乎只能引出两种推论，要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么他身处的社会并不是专制社会。我认为这个看似悖论的地方，正是曹长青等人对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定位提出质疑的一个起点。
“剔骨削肉”这四个字对李慎之而言、对大陆当代自由主义而言，都不但是一种必经的命运，甚至构成了一种原罪。这种命运和原罪基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和中共极权主义的彻底性，甚至比前东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面临的的境况更加尖锐。曹长青提到并非所有知识分子当初都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事实是称得上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完全无关的人，从1949年到2003年之间都陆续离开了大陆。以一种理念的洁癖看待身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那么的确没有一个人是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无关的。无论是出于“被误导”，还是出于追求民主的所谓“两头真” 。我也并不同意“两头真”的说法，李慎之这一代觉悟者当年毕竟亲身参与了专制主义的缔造，对李慎之先生甚至对中国当代身在极权主义现实下的自由主义而言，“剔骨削肉”表面是一种最干净最彻底的绝裂，但它之所以值得尊敬不是因为这个历程具有一种形象化、悲情化的英雄气度，而是因为不肯剔骨削肉的犬儒实在太多。我在某种意义上同意曹长青的说法，李慎之先生晚年的“剔骨削肉”之所以值得如此敬仰，根本上是因为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的道德风骨太矮小，太萎缩的缘故。但我并不同意曹长青从李慎之中共党员身份引出的“不彻底”的质疑，这在下文再作阐述。
“剔骨削肉”本身就意味着剔骨者的一种“原罪”，对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甚至不是一种高贵的选择，而是一种必须担当的命运。没有原罪就不需要“剔骨削肉”了，“原罪”的存在是一个尖锐的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不能轻易用“两头真”来辩护的。包括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这一代自由主义学者，也无不是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现实中接受教育、谋求出身和获取学术地位与资源。他们中也有人曾经甚至仍然是中共党员。而在我这个年龄的更年代的一代知识分子中，谁又不曾是“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员”，谁又不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呢？在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治实现中并没有从头至尾的“剔骨削肉”可言，没有十八岁就开始的绝裂。没有一个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不曾在党委书记的统治、领导和训饬下生存或继续生存，没有一个学者不曾拿过共产党的经费和订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无所不在的寡头统治者。身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无不生存在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共存、互惠甚至相安无事之中。即便表面上已完全在体制内外求生的如余杰、余世存，甚至包括完全隔离在任何国内平台之外的刘晓波，应该算达到最接近曹先生要求的干净程度了。但某种意义上只要你身在大陆，就也不能说就完全“剔骨削肉”了。这是一个尖锐的、无须讳言的事实，但也正是自由主义者希望去摆脱的一个事实。一个让中国的自由主义萌发理想主义情愫的事实。换言之，“剔骨削肉”不仅是慎之先生的个体命运，我认为也是大陆自由主义整体性的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