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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权行动有助于解决中国的政治转型难题
中国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系统的新规则与资源的积累过程。维权行动反映了中国当下的合法性危机，维权是民间的意识形态创新，属于广义的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民间的规则与资源所形成的秩序逐渐对官方的规则与资源形成压力。维权促进形成中国民间的关系秩序，这种关系秩序对于官方的法律秩序形成一定的补充、修正和挑战。维权对于中国社会的规则系统有两个影响：给予意义，以及形成规则。
维权行动有助于解决后极权政体的转型难题。实质上的政治改革难以启动，使中国已处于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之中。[１０]新政体建设与新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已经呼之欲出，维权行动为这两大主题提供了民间力量的宝贵资源。维权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乃是法治框架之下的维权逐渐积累程序理性的规则与资源，通过民间主导的正当行为规则，逐渐演化出中国政体的多中心秩序，由此而可能形成中国政治从法治宪政到民主的和平转型之路。
维权的过程，就是培育公民美德的过程。公民美德包括私德和公德。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立法理性逐渐转变为多元理性与能动理性，即程序理性，这既体现在司法理性的逐渐崛起，更体现在公民个体作为解释者，以及民间社会作为解释者的产生与日益成熟。维权行动乃是对于法与法律的民间解释，通过民间解释，把权利从社会语义的名义语法规则逐渐转变为实际语法规则。法律如何拥有法的精神，如何被信仰，而不是形同虚设？这依靠民间的解释者真诚相信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的法意，在为权利而斗争的行动中为一纸空文的法律注入生命、存养精神，并在民间与官方的互动博弈中形成法的有意义形式。
维权行动有确立规则的民间立法意义。民间社会通过维权行动实现了规则与资源的积累，资源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民间社会力量的台阶式提升，就是拥有的社会资源的量与质的上升，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上升，以及规则能力即制定规则、执行规则与监督反思规则能力的大的上升。维权行动，就是围绕规则为中心，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中国人的权利，乃是依照法律之上的法[１１]而被授予的，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在含义。作为维权者的公民，其心中有两种法律，首先是现实的法律，其次是不可见的法律。而现实的法律来自不可见的法律。这首先要求立法的名义规则被实际遵守，成为实际规则；进而经过社会学习与反思，而改进名义规则、改良社会规则系统。正如“英国人的自由”一样，“中国人的权利”正在成为一个伟大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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