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真的等同于真理吗？
有一首儿歌曾经唱遍中华大地：“刘胡兰，十三岁，参加革命游击队……”。刘胡兰的事迹永远铭记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一个又一个同志倒在敌人的铡刀下，倒在血泊中。面对敌人的铡刀，面对阎匪军的咆哮：‘说，谁是共产党？’ 刘胡兰只有斩钉截铁的三个字：‘不知道!’”。刘胡兰知道谁是共产党，刘胡兰的同志们也知道谁是共产党，“不知道!”不符合客观真实。
真实等同于真理，简直令人发指。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阎匪军为了发现真理，残杀了刘胡兰和她的同志们。在英语中真实与真理（Truth）是同一个词，在法语、德语中也是这样。在希特勒那里，在阎西山那里，真实与真理是一个词。但是，在刘胡兰和她的同志们那里，在每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真实与真理决不是同一个词。将真实等同于真理，将发现真实等同于发现真理，自称符合人民的利益，骗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
个别极端的“客观真实论”者，对“客观真实”的迷信已经达到了极点。有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诉讼证明都是以寻求案件的真实情况为己任，都是已给犯罪分子准确定罪、恰当量刑为直接目标，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终极目标。” 如此说来，希特勒政权的诉讼证明也是“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终极目标。”； 墨索里尼政权的诉讼证明也是“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终极目标。”；日本军国主义的诉讼证明也是“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终极目标。”；北洋军阀、蒋介石、阎西山的诉讼证明也是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终极目标。”面对这样的谬论，李大钊、瞿秋白、杨虎城、刘胡兰……千百万倒在敌人屠刀下的革命先烈何以能瞑目？个别极端的“客观真实论”者，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最基本的命题：马克思指出：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诉讼证明是为法的实施服务的，诉讼证明的根本目的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
个别极端的“客观真实论”者，已经走的太远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案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将人民当作发现客观真实的纯粹的客体，以非法拘禁、非法搜查、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决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客观真实论”是历史唯心主义，是伪科学、伪理论。“客观真实论的证明标准”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证明标准”，实践中并不存在，是一个空想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的证据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证据观，“客观真实”的证据概念是伪概念。
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客观真实论”也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作为上层建筑，“客观真实论”本身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的产物（虽然它受到极“左” 思潮的严重影响）。“客观真实论”出现之初，也曾笼罩过理想主义的光环。在“砸烂公检法”，任意出入人罪的年代，坚持“客观真实”，坚持实体正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客观真实论”确实起到过限制任意司法，保护人权的重要作用。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诞生，“客观真实论”功不可没。没有当年的“客观真实论”，就没有今天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欣欣向荣，就没有今天法律真实论的辉煌。
今天的法律真实论，也都曾经历过“客观真实论”的阶段。不同的是，法律真实论已经走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康庄大道，“客观真实论”仍然挣扎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从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诞生到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二十五年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左” 思潮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路线早已确立了主导地位；“客观真实论”所反映的落后的生产力和计划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基础所取代。今天，“客观真实论”已经彻底丧失了其历史必然性，也彻底丧失了其合理性。作为上层建筑，“客观真实论”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经济基础，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符合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同时，作为旧时代的产物，作为历史唯心主义，“客观真实论”也不符合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客观真实论” 将人视为纯粹的发现客观真实的客体，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十五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间。然而，这一瞬间，“客观真实论”就从历史的潮头被远远抛在了历史大潮的后面。“客观真实论”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重大的思想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