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违法”应该缓行
赵德关
【关键词】法律解释
【全文】
一旦披上学术的铠甲，在此我就是真理的追求者。
——丘吉尔
今年5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以下简称《纪要》），其中第四部分“关于法律规范具体应用解释问题”中，明确了“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不亚于在中国司法灰色的天空中划过了一道银色的闪电。但这闪电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惊喜，因为它标志着法律解释权司法本质的归位？是不安，因为它意味着对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挑战？还是深深的忧虑，因为它标志着“良性违法”的阴影又一次闪现在作为法治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部门身上？我想，一个真切关心法治的国人，其真实的感觉大概是先有一陈惊喜，接着是有点不安，最后是陷入深深的忧虑吧。
《纪要》的前述规定实际上是将法律解释权“天女散花”，授予了每一级、每一家法院，从而与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冲突。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主要是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宪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
《立法法》）确立的。
《宪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
宪法和法律。
《决议》划分了立法解释与应用解释，明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立法法》则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遍查上述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均找不到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有权解释法律的依据。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以一记不太规范的《纪要》，将确立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
《宪法》、
《决议》和
《立法法》付之一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