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区分享有公权的国家与享有私权的国家是何等重要。因为如果不作这样的区分，则国家在经商时会超乎于法律、公民之上，国家便会在一个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既当运动员（商人），又当裁判员（舅舅）。
法家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因此，法律不仅是公民的行为准则，也应是国家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法律至上。
如果作为商人的国家侵犯了你的权益，告它去！
三、“面前的法”与“背后的法”
众所不周知的一个事实是：1954年
宪法确立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1982年现行
宪法把它改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33条第2款）。
据流行的解释，把“在……上”改为“在……面前”是因为：前者既指立法上的平等，也指司法上的平等。后者仅指公民到了法律“面前”才是平等的（司法平等），“背后”是不平等的（立法不平等），因为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上升为法律。
仔细想来，这样的改动起码有几点不通：
第一，确立公民身份的标准是什么？现行
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第
33条第1 款）。因此，根本大法所规定的国籍标准是确定公民身份的唯一标准。“面前的法”与“背后的法”实际上是以阶级的标准将中国公民又分成两层：上层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公民，下层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公民。这种双重标准与依法治国的要求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第二，99.97%与0.03%的关系。退一步， 即便以阶级标准来划分公民，但中国已没有了阶级，那么统治阶级的公民统治谁去？据官方统计，中国人口约为12亿，而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占有选举权的全体公民的99.97%，剩下的0.03%的公民也不见得都是被统治阶级的公民。99.97% 的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自己的代言人组成国家机构并制定法律，这种法律又怎能不是“全体公民的意志”呢？！
第三，阶级标准使法律徒具平等之名。如果把法律分成“面前的法”与“背后的法”，仅主张前者的平等而拒绝后者的平等，这能做到真正的“一律平等”吗？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游戏规则。比如，游戏双方订一条规则：打倒一方就算另一方赢，并共同委托裁判执行这条规则。很明显，这一做法既具有实质平等又具有形式平等。但如果游戏一方规定：我碰到你算我赢，你必须将我打倒才能算你赢。同时该方又指定裁判来执行这条规则。很明显，这不是一条具有实质平等内容的游戏规则，而裁判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加剧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