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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要件
该原则的适用条件为：(1)须有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2)须该情事变更之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3)须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
（一）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
1.情事变更的类型化考察
“情事”即作为合同基础或环境的一切客观事实，“情事变更”即合同基础或环境在客观上的异常变动。然而，“情事”及其“变更”毕竟是不确定概念，需要加以类型化，始能够从容把握。通过前文对情事变更原则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来，对情事变更的司法裁判以及学说讨论在德国最为活跃，其经验和对策也最具参考借鉴的价值，故以作为德国通说的行为基础理论所作的类型分析为出发点，探讨我国情事变更的类型化问题。
当然，必须注意到，由于德国学说所谓法律行为基础的“基础”，虽必须为一客观的事实，但是其决定方式是主观的，即依当事人之间共同的“预想”加以判断，而非以法律秩序或客观第三人的观点加以衡量。因此，法律行为基础学说中，相当于情事变更原则中“情事”二字的范围，即可能十分广泛，除天灾、地变、政治金融混乱等，可称为“情事”外，如购入学术书籍，其为最新版的事实等，也并非不能为“情事”。（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253页。）对此，似乎不应全盘接受，而应斟酌扬弃。另一方面，又不能仅将“情事”限定于币值或物价。
(1)“主观行为基础”与情事
在德国，主观行为基础主要是指合同当事人共同的动机错误。德国民法就此除了在和解契约有特别规定外，并没有规定一般条款，以致当双方动机错误发生时，尤其是所谓“计算基础错误”，往往只能以单方动机错误处理，与法律上不予考虑的错误结果相同。德国帝国法院后来感到，双方当事人对于交易过程中的某一行为或事实，同时发生错误，结果一方获利，一方受害，法律上竟然没有什么救济途径，实有不公，堪称一项法律漏洞，因而自1906年开始，认为此种情形可作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适用德国民法第119条第1项加以撤销。（注：德国关于双方动机错误的重要的判例有：RGZ 105,406(1922);RGZ 94,65(1918);RGZ 90,268(1917);RGZ 101,107(1920).具体内容可参见前引[4]，〔德〕Karl Larenz书，第40-52页；前引[4]，彭凤至书，第111-115页。）在奥特曼的学说提出后，其中“自始欠缺法律行为基础”概念，是针对合同履行的困难非因缔约后情事积极的改变而发生，而是因为缔约时，双方认定存在的情事不存在、认定将来发生的情事消极地未发生、认定真实的情事为虚伪等问题态样而创设，以它处理双方动机错误案型更为贴切，于是被实务采为裁判依据。（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32页。）
在我国，“错误”作为意思表示的瑕疵，仅当其构成“重大误解”时，始可作为撤销的对象。不过，一方面，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重大误解的构成所包括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学理解释上，此所谓“重大误解”，并不仅指其中一方当事人的错误，而且可以包括双方当事人的错误。这样，在我国法上，当事人的共同的动机错误已经由合同效力制度加以规制了，因而不必再借助“情事变更原则”进行处理，故可以排除在“情事变更原则”法理的考虑范围之外。另外，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等，似乎也可以发挥某些规范功能。
(2)“客观行为基础”与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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