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只能预见到正常的商业风险，预见不到异常的变动，如金融危机等。那么，现实中遇到这类案件该怎么办呢？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按照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即《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来办理，这是针对一个情势变更案件的解答。审判实践中，可以把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判例来应用。第二个方案是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即
合同法第
6条的规定。可得到巨大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硬要获得巨大利益，不惜使另一方当事人遭受巨大损失，这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注：《正确理解和适用
合同法的各项规定 梁慧星在
合同法施行前夕答记者问》（记者张娜），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9月30日第三版。）
两种观点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本身有所误解，即其所谓“
合同法有可参照国际惯例来处理的规定”是不正确的，实际上
合同法条文中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反映出来这一思想，因而国际商事通则中的原则规定自然难以使用。故该见解不足采。第二种观点是比较可行的。既然《
合同法》明确回避对情事变更原则的规定，遇到此类问题，也只能以所谓“法官造法”的方式予以处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的复函以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纪要》，虽然有些内容已经过时（涉及
经济合同法的部分），然其精神与《
合同法》并不抵触，作为“裁判上固定见解”仍然应当沿用。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原则的上位原则，当然是处理此类问题的终极法宝。此外，“违约金过高或过低之调整”（《
合同法》第
114条第2款）、“债务分期清偿”（《
民法通则》第
108条）等法律规定，在法院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当然亦可资利用。（注：同此见解者，可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178页。）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以司法解释进行补救；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将来的民法典作出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