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奥特曼对行为基础所下的定义（称奥特曼公式），奥特曼认为法律行为基础应当具备以下特点：(1)法律行为基础为法律行为的客观的基础，而非任何当事人为意思决定及为表示时的主观的基础，因此与动机截然不同。(2)法律行为基础并非法律行为的构成部分，尤其不须明示提升为限制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3)法律行为基础并非一般所称的法律行为目的（causa，原因）。(4)法律行为基础概念本身的确定标准应当是主观的，是依当事人的“预想”而定的。（注：参见前引[4]，彭凤至书，第32-33页。）
　　行为基础理论与情事不变条款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是就同一种法律政策而发展出来的两种不同对策方式。但二者仍有一些区别在于：(1)情事不变条款是默示的合同条款，因而是合同的构成部分；法律行为基础并非合同的构成部分。(2)情事不变条款乃“拟制”当事人的意思，而法律行为基础则不须借助于这种“拟制”；(3)法律行为基础所涵盖的范围比情事不变条款更广泛。（注：参见前引[1]，梁慧星书，第183页；前引[4]，彭凤至书，第36页。）
　　奥特曼的行为基础理论虽然是在修正温德赛特的“前提假设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奥特曼的行为基础理论中，对于事物的未来进程的预想，单纯地由后来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单方面拥有尚未为足，该方当事人须对此预想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表露出来，而且要为对方所默许。因而，奥特曼已经从其岳父温德赛特强调的当事人的希冀和期待，转向了变更的情事对于（交易）行为的外在的效果。（注：Cf.B.S.Markesinis,W.Lorenz & G.Dannemann,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Vol.I,(1997),pp.518-519.）
　　3.判例的展开与学说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判例虽然仍以奥特曼的公式作为判断行为基础的依据，不过更加推进了一步，认为因情事的变化而导致债务人“期待不可能”(unzumutbar)场合，即存在行为基础的丧失，以期待不可能作为判断标准而予以强调。不过，对于判例的这种动向，学说上是持批判的态度的。比如拉伦茨(Larenz)认为，判例此一动向放弃了对行为基础之要件的具体化和类型化，最终对于要件和效果，公平的考虑(Billigkeitserwaegung)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行为基础丧失场合允许的订正的合同解释(korrigierende Vertragsauslegung § 157)，与法官根据公平裁量改订合同场合的合同救助(Vertragshilfe)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注：参见前引[18]，〔日〕椿寿夫、右近健男书，第32页。）这样，学说上便力求基于一定的方针，对行为基础丧失的典型事例加以类型化，具有代表性的见解为拉伦茨的行为基础丧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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