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某甲盗窃瓜子在先，某乙持刀施暴在后，本案的性质仍属抢劫。
刑法第
269条规定转化型抢劫“犯盗窃罪”的前提，应理解为有犯盗窃罪的故意并实施了盗窃行为。“既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也不宜排除‘数额较小’，只要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无论既遂还是未遂），为窝赃、拒捕、毁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结合全案又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就应当按照
刑法第
269条定罪（见赵秉志、田宏杰著《海峡两岸抢劫罪比较研究》）。两高1988年《关于如何适用
刑法第
153条的批复》也规定，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赃、拒捕、毁证而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的行为 “情节严重”的，依抢劫罪处罚。现行
刑法在此问题上未作修改，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仍可适用该《批复》。本案当场使用暴力致人死亡，当属“情节严重”，显已构成抢劫罪。
综上，由于本案新的共同犯罪故意内容包含了盗窃和抢劫等，故某甲持刀实施暴力的行为，并未超越三人的共同犯罪故意范围。
2、概括性故意共同犯罪的望风者也应对实行行为负责。
这是本案的另一争议焦点。由于在概括性故意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具体实行行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以是盗窃，也可以是抢劫等其他财产性犯罪，视作案现场的情势由实行犯选择。而望风者作为帮助犯不完全了解实行者将实行哪一种具体犯罪，如何实行犯罪，故对望风者如何处理有所争议。笔者认为，担任望风行为的人，即使是在犯罪中完全听凭实行犯实行的，也应当按照实行犯不超越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和结果负责，换言之，对望风者的行为性质应视实行者的实行行为和结果来认定：实行行为是盗窃的，望风者也是盗窃；实行行为是抢劫的，望风者也是抢劫；实行行为发生致人死亡等后果的，望风者也要对其负责。因为，作为共同犯罪，各个犯罪人的行为已经结成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孤立地加以考察，即使是概括性共同故意的，也不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