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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未来走向：在创新中求发展
深圳市2003年实现GDP2860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工业增加值1500亿元、增长23.5%，均创8年来新高。2003年，深圳物流、人流、资金流畅旺盛：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000万标箱、机场旅客吞吐量逾1000万人次、深圳金融机构新增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突破10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市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近2500亿元，约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目前两大因素使中国经济特区境遇不佳。一是中国入世，在其晕轮效应波及下，经济特区显得与WTO机制不合；二是，中国当前全方位开放和市场公平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经济特区“特殊体制”似已无存在必要。中央政府不可能再为特区制定大面积优惠政策。但他认为特区现正处于转型期间，应在更高战略要求下进行新功能定位，履行新职责。深圳正处于一个困难与挑战凸显的重要转折时期。
重振雄风之关键在于创新。深圳将以新的发展观作为主线，对深圳的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发展举措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形势，需要有新的思维，进行新的定位，创造新的优势，开创新的业绩。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使过去是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现在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示范基地作用，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创新求得新发展。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由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含量高、资金密集型、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变；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外向度；打造金融中心区，以及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制定政策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促进人才引进等。特别是深圳针对制约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进行行政制度改革，实行“行政三分制”，为深圳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制优势和动力。同时，深圳的发展应当放到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考虑，充分发挥深圳当前的优势，带动周边经济后进地区的发展，在相互协调中实现深圳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通过托管治理实现“三农”问题与深圳发展的协调与互补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几个突出矛盾，这些矛盾在深圳和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对比中更加明显。首先是经济资源不均衡。农村地区极度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发展动力不足，而另一方面，深圳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却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利用渠道实现其最大价值。其次，深圳经过多年的发展，劳动力成本趋高，已经不再适宜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将该等产业转移到广大中西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虽然劳动力成本相当低廉，但基础设施和经营软环境滞后，无法接纳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最后，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而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就必须要求向大城市转移，但虽然城市的发展也确实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众多乡村人口无法实现顺利非农化转移，是我国当前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减少乡村人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问题，并为整个经济体制转型创造条件和提供空间。（林毅夫，林剑波，2004）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林毅夫，2002）
应当看到，这种矛盾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深圳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不仅使托管治理成为可能，而且托管治理也为矛盾的解决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最终实现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行的创新思路。通过托管治理这个渠道，可以把深圳富余的经济资源带到广大中西部地区，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经营软环境，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可能的环境和空间。另外在中西部地区具备一定的条件之后，随着托管治理的实施，就可以将深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实现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也必然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当地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这样以来，就可以在本地吸纳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实现本地化打工，降低了农民出外打工的成本，为农民增收开拓了一条良好的渠道。 (D•盖尔•约翰逊,2003)
二、“托管治理”战略的基本思路及相关分析
（一）“托管治理”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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