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非理性色彩。运动式治国必然是狂热的、非反思性的和排斥异议的。没有了反思，拒绝了异议，就不会确定合理的目标、采用合理的手段，也不会通过有效的反馈和协商机制对权力行为及时纠偏，理性决无容身之处。
　　第四，唯目的主义。运动式治国以目的的合理性论证手段的合理性，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的合理性与否可以不予考虑，所以“双规”盛行，“严打”没商量。运动式治国总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情壮志，勇气固然可嘉，但如果对一个被告人的定罪证据就是找不到，怎样“誓不罢休”呢? 有时候我会想，公检法的同志们还是少一些“同仇敌忾”的好，因为一旦那样，被告人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
　　第五，泛政治化色彩。运动式治国的方式就是动辄要把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一半是忠告，一半是恐吓，差不多相当于大人吓唬小孩时说的“再哭就给你打针”或者“大灰狼来了”。 发动运动时很少听到上面说要把那个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的，大概是“法律的高度”总不如“政治的高度”高吧。当然，也许是国人被文革时的政治运动搞得心有余悸，所以还是拿政治说话严肃一些。
　　运动式治国的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或多或少还留有一些痕迹。体现在司法活动中，“严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严打”的口号就是“从重、从快的打击犯罪，力争使社会治安在短时间内明显好转”。学者们对严打之害已经颇多微词了，这里不免还要多说几句。“严打”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马上看得见的，这正如我们为严打的设定的基本目标：“社会治安在短期内明显好转”，这个目的应该说很容易达到，因为最愚蠢的坏蛋都知道“躲一躲风声”再出来干，所以，对严打工作配合最好的，可能是小偷而不是警察。严打的最大坏处却只能从长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它破坏了法律规则的一般性适用，是试图以破坏法治的方式达到法治的目的。而且，严打作为运动式司法的一个典型，具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运动式治国方式的所有特点。
　　前两年对法轮功练习者的 “打击”也是运动式司法的一个典型体现。当然，公共话语使用“打击”而不是“起诉”也是意味深长的。在“打击”法轮功“分子”过程中，一片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声音，没有异议，或者说虽然有异议，但已经被我们的制度消解隔离了。我们的司法机构、新闻媒体，都成了“打击”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它们当然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司法让人感到沦落为少数是何等可怕。这种方式会带来暂时的“稳定”，但或许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