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平安的含义，是要严格界分的，因为对平安的不同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极为不同的。正如前面说的，人们对“稳定”的理解几乎是相反的。有人认为，没有矛盾，没有案件，甚至没有上访，就叫稳定。但殊不知，表面的平静也许正是矛盾慢慢积累的过程，矛盾从来都不会被消除，只能被压制起来。法治国家对稳定的认识也许很有参考价值，它们把法律当作协调矛盾而不是压制矛盾的方式。有趣的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和平恰恰是在矛盾分歧公开化的制度内较量中获得的，所谓议会民主、普遍选举、政党政治、独立的司法、程序正义等等制度设计，无一例外都是为利益主体提供公共平博弈的机会和场合，通过将矛盾的解决程序化、制度化来保证社会稳定，此举甚为有效，不但维护了和平，而且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对于我们来讲，最好不要把“稳定”、“平安”理解为星夜成功拦截上访、杜绝“群体性事件”这样的含义。错误的理解在多方面有所表现，比如对于
刑事诉讼法，我们很多执法者认为这部法的首要价值就是为了打击犯罪，这是对刑诉法的一个根本性误解，刑诉法的诸多基本原则恰恰是要为国家打击犯罪设置障碍的，如无罪推定、沉默权、辩护原则、上诉不加刑等等，所以刑诉法对于国家司法权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态度，它更是被告人及其律师的“武器”，而不是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对某些基本的法制原则的误解和对“稳定”、“平安”的狂热，使得法制中人权价值容易被忽视，被告人若是为自己辩护，会被认为是“抗拒”、“不老实”，被告人及其家属要是为自己的权益多方奔走，那就成了“狗急跳墙”、“上蹿下跳”，诸如此类的词汇甚至在检察机关的公诉文书中也屡见不鲜，真是让人汗颜。
我不相信这样的观念将会造就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当然，这样的执法者不是多数。有相当的一些执法者还振振有词地说：“对那些犯罪分子和刁民就是不能客气！”我们的社会中的确有很多坏蛋和“刁民”，但我想这些人的产生也许是法治堕落的产物。在一个糟糕的法制环境中，人民会颓废，日趋丧失道德心，甚至变得无耻。在素有“以吏为师”传统的中国，恶化社会风气，败坏公民道德的往往是握有权力的人，而欲求平安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自由精神和公德观念，也只能以“以法治官”为首要之义。人民的良好德性，也非来自于当权者的教化，而只能来自自由精神的熏陶。
重要的当然不是概念之争，而是要我们引起注意，为了达到平安的目标会有截然不同的方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们不是上帝，所以不会一喊“平安”，平安就到了。刚才说到过，平安这个词汇太迷人，谁要反对它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所以种种的平安话语就有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这也挺可怕的。建设平安社区的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一些具体的工作方式还是要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平安××”粉末登场，眼见之后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前些年“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后，各地诸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水”、“依法治税”、“依法治校”乃至令人费解的“依法治家”等等粉墨登场。有学者发牢骚说“治来治去，还是落到‘依法治民’上”，学者们这样说还不算捣乱，老百姓的理解才真正令人咂舌：“法治，法治，就是拿法律来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