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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不同的是西方法学的发展脉络是宗教渐兴，融道德和法律于一体；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将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实证主义法学派从概念分析入手，进一步严格区别法律与道德。此后，市民社会兴起，对制度建设保持高度重视，法律从而成为调整世俗社会生活的规范。而中国则崇尚明君贤臣，提倡品德优良者成为统治者，后以礼入律，道德成为法制的源泉，形成了法律的道德化。
　　此时，正如燕树棠先生所指出，法律和道德起初出于同源，后来因发达而分途7 。此后西方20世纪法学理论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又重新加以肯定,这是由于法律实证主义的过分偏激使法律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手段。丧失了哲学基础与道德标准的法律,在奉行专制的国家成为了暴政的帮凶，如纳粹德国。对于理论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人们认为法律与道德应重新合流。这一时期，新自然法学派理论家高扬起法律的道德性与正义性的大旗 8。
　　其二，法的品性的维度。20世纪前半叶，世界法学舞台上出头露面“第一人”的吴经熊在著名的《法律三度论》中提出：每一个别特殊的法律，均具有三度：
　　（一）时间度：所有法律均存续于一定时间中，都具有时间的属性。柏格森学派的用语，谓时间“吞食”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具体存在的法律，亦不能免为时间所吞食。（二）空间度：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领域，或对一定的人民（如游牧民族），发生效力，没有一种法律，其效力范围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辖权是毫无限制的。（三）事实度：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及“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可见，每一法律均有三度，无时间，无效力范围，和无事实争点的法律是不存在的 9。
　　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事实下产生的法律是不同的，因此，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它的内容不是由任何偶然或任意的东西所构成，而是包含着同民族本身不可分割的必然10 。国族的品性乃是数千年文明传承的积淀，无以一时之世态改变而完全扭转，因以本族文化出发而孕育出本族法律之精髓。
　　中国向来以“礼教之邦”自居，这是重道德而轻法律的意思11 。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从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伦理则“因情而有义”，中国法律遂一切基于义务观念12 ，其乐也融融。然而自从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渐渐的丧失了从前的那种自信力，而以为泰西的强盛多赖法律，于是渐次崇尚法律，而轻视道德13 。这种社会巨变导致了整个中国人世规则与人世生活的重建，作为一种“逐渐累积起来的地方性生活智慧”，新的法律规则也在形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