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身在北大或毕业于此的法律人来说，毫无疑问，北大法学院是我们的骄傲和最爱。但在这个时刻，我不打算一一历数她的辉煌。不仅她的历史和现状都无法同世界一流法学院相比；而且当年“南有东吴，北有朝阳”的说法也表明：即使在昔日中国，她也不是西施——她只是我们眼中的西施。我也不打算在此一一列举一系列骄人的数字。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骄傲，就如同每一位母亲都会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一样。但不仅如此。在我看来，面对过去100年年来中国的天翻地覆，面对着正在发生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大法学院昔日也许还不够辉煌，清点数字甚至有点小家子气。“沉溺于历史者有可能失去当下”，去年我在参加某著名高校的校庆时就曾说过，“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总是追溯自己悠久的历史，展览其高贵的源头，有时不仅可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反映了她的今天已不那么辉煌，甚至可能是——她已不再辉煌”。今天我仍然希望与我的法学院同仁分享这一也许是不合时宜的评论。因为，我们面对着变革时代的这个伟大民族向我们以及向全体中国法律人提出的种种实践和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审视，甚至必须严苛地审视我们这一代北大法律人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不仅是心理的，而且是知识的、情感的和想象力的准备？！我们的思考应当、而且必须大气，我们应当有能力跳出北大法学院、甚至——必要时——跳出法学圈来思考，我们应当有能力反思、批评我们敬重、热爱乃至愿意为之献身的这个事业。
　　
　　是的，100年来，我们的法学院涌现了一批批中国最杰出、最优秀的法学学者，但我们还没有产生中国的法学流派（尽管我们也许不必为之刻意追求乃至成为一种姿态或口号）；我们的法学院还没有走出过像马克思或韦伯这样的法学出身的伟大社会思想家，也还没有产生诸如萨维尼、霍姆斯这样的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法学家或法律家。是的，我们的校友已遍布中国，乃至海外，我的一位师兄如今正领导和管理着一个超过一亿人口——接近日本全部人口——的大省；但是我们还没有产生过共和国的主席和总理，或重要国际组织或机构的领导人，或著名跨国企业的CEO。
　　也许这太野心勃勃了？那么就说小一点。我们的法学学术产出还不如一些国际著名法学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我们法学院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生远渡重洋留学深造，许多学校也许会以类似的现象而自豪，但这至少部分地表明我们的知识产品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间接地，也就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是的，我们说要创造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国际化的法学院，而这说的不正是，我们还不是世界一流的也不是国际化的法学院吗？！我们的教学科研体制和人事体制都在改革和探索之中；包括院长我在内的法学院管理层对管理还很不专业；我们的新法学楼还正在建设中，而且是靠银行贷款；我们的财政还很紧张；我们的教员基本都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而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内法学院都走在我们的前头。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尽管目标已经明确，我们国家的法治还仍然在处于建设的过程中。我当然不认为这是北大法学院可能独自完成的事业，甚至未必是法学教育或研究本身可以完成的事业；我知道这是整个民族的事业。但是，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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