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理解，北大的优良传统是宽容逍遥的自由精神，是兼收并蓄的恢宏气度。如今，看到一些老老师们和少老师们都被按照某把尺子划成三六九等，围着讲课的车轮转，看到许多学生苦于且疲于应付老师、应付学校、应付市场、应付社会，尤其是看到某些改革方案弄得人心惶惶，我不免有些担忧。我还担心，前面提到的“
宪法习惯”，如今在北大是否已经废除了或失效了。尽管就北大精神论，最有资格说“我们北大”的，恐怕只有蔡元培、梁漱溟等前辈，而他们恰恰不是在北大上学的，有的连大学也不曾上过，但是，我仍然认为，倘若现在的北大人还喜欢说“我们北大”这样的话，还敢说“我们北大”这样的话，就表明他们还有北大人的自我意识，还有北大的气派。倘若有一天无人敢说、无人愿说“我们北大”，“北大人”就死亡了，北大就死亡了。至于只把在北大念本科的人算作“北大人”的“
宪法习惯”，其实也有“我们北大”的强烈意识作支撑，我宁愿把它理解为北大本科生的一种初恋情结。在有限的人生旅程里，初恋情结的确奇特而执着。比如，至今，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把那水乡小镇里的一位叫郑萍的小学启蒙老师作为我第一位老师（那时的她不过十七、八岁，一位道士的女儿），仍然把西南政法学院作为我的第一母校。
北大精神要通过学习才能具备，也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发扬光大。北大精神绝非自大与轻狂。北大人有骨头，有个性，但是，他们更善于学习，更善于反省，更可能在权位、财富和良知这三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良知。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一种表现。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代表的“五四”精神、革命精神，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季羡林《牛棚杂忆》等自述文字里流露的清虚与反思，还有陈老的“善忘”，都不失为北大精神的一种注脚。在此意义上，北大精神并非只有北大才具备，也非只要是“北大人”就必然具备。关于北大精神，六年前，那位学生记者是这样记录我的看法和他的感受的：
对于一个年近而立才进入北大读书的人而言，目光里自然少了一份挚热，但却多了一份理性，至少不会像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样被北大神圣的光环所淹没。夏教授说：“北大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凝结，它是不能用一两个词汇来概括的。每个人对北大的看法都会不同，但是不要认为进了北大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北大精神，就成了精英。如果说市场中存在店大欺客的现象，在大学有时却会校大自欺。我也曾走过不少大学，北大学生的智力水平是无庸置疑的，但谈到勤奋却不是最好的。在哈佛，即使到了凌晨三四点钟仍有学生在通宵教室读书，但在我们这里却很难看到这种情况。……” 夏教授的话令我有些汗颜，而对于那些和我一样还在沾沾自喜的北大人来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