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导师的交往方式，似乎在冥冥中界定了我在北大的生活方式。它的核心是自由与平静。翻检有助于回忆北大生活的资料，我找到了六年前百年校庆时一位叫李伤的学生记者写的采访。其中有些话，我现在已经讲不出口了。只得不避偷懒之嫌，节录于此：
　　夏教授离开燕园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因而那段记忆依然十分清晰。我们的谈话自然从燕园的生活开始。夏教授说： “在我眼里，北大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她给每个人都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读博士时，我也参加诗社，还时常练气功，但回想起来，最难忘的反而是一份平静。那时候，我的生活是相当单调的，除了图书馆和宿舍，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后湖，在那里散步，思考。相对于未名湖的人工景致，我似乎更偏爱后湖的自然。秋天的她尤其美丽，那些凋谢的荷花与湖边的枯叶使人坚信，寒冬过后，一个更加晴朗的春天一定会到来。三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人权概念起源》一书，很多老师和朋友都惊诧我竟然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其实，正是这份平静契合了我的心路历程，才促成了它的诞生，而这种平静的心态也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研究和生活。”
　 的确，和现在的学生相比，那个时候，我没有应接不暇的研讨会非要参加，没有形形色色的课题非要分担，没有导师的写作任务非要完成，没有必修的专业课非要恭听，也没有什么学分非要计较，更没有人非要与我“合作”。在听课方面，除了英语课，我只旁听过两次沈宗灵先生的比较法课，一次张国华先生的法律思想史课，两次季羡林先生的演讲。这个数量好象和我在西南念硕士时听专业课的数量差不多。我一向不相信所谓授课，以为教学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与学生交谈，给学生改文章。在“公干”方面，除了每周去一次陈家，就是应刘升平先生邀请在化学楼的大教室讲过两次课（研究生罗马法专题和人权专题），再就是加入《中外法学》编辑部这个温暖和谐的集体，但这些都只发生在最后一年，而且自由自在，毫无负担之感。
　 同样令人惬意的，还有二十九楼的宿舍生活。我住在二层靠西的北房，窗外隔一条路是燕南园。有一年夏天大雨滂沱时还填过一首词，叫“燕南园雨望”，现在一时找不着了。宿舍是寝食所，也是读写斋。第一篇关于人权的论文《人权与马克思－为人权申辩》，就是在这里写就的。记得当时用复写纸抄了三份，一份作为书面考试作业交给系里，一份投给《法学研究》（主编李步云先生来信约见了一次，未采用），一份留给我自己。宿舍生活的另一主题是畅谈与论辩。还记得，我房间的左邻右舍，一是分别跟雷洁琼先生、费孝通先生学社会学的刘迁、时宪民，一是分别跟汤一介、朱伯锟先生学中国古代哲学的王平、王博，还有一位是沉迷于西方经济学数字图表几乎不可自拔的毕吉耀。我们的几个房间由一扇廊门与外面隔开，成了一方天地。当时，博士制度恢复未久，这几位老兄可谓稀罕物。他们年龄或老或少，学问或中或西，或儒或道，但都才华横溢，为人诚实，富于社会责任感。相互间的砥砺与友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在校园外交友求学的“自行车之旅”。记得次数较多，也感觉受益较多的，是到清华园西南楼拜访郭道晖先生，到海淀区政府附近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拜访邓正来先生，到万寿寺的一间在当时很有些豪华的公寓拜访梁治平先生，到法大的《比较法研究》编辑部和筒子楼里拜访高鸿钧、贺卫方先生，到中央党校大白楼拜访一位当时热衷于编纂世界人权约法的朋友，到天安门附近的一间简易平房拜访一位如今做了大法官的朋友，到西八间房借住期间拜访徐国栋、陈端洪先生，还有经张志铭先生引荐，拜访《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像蓝永蔚、孟宪范先生那样的优秀编者。也是在北大学习期间，我到法学所参加首次人权理论研讨会时通过韩延龙、刘海年先生结识了王家福先生，结识了徐柄、杜钢建、信春鹰、李林、莫纪宏、蒋兆康先生等研究人权的学者，还在应张光博、张文显先生之邀到大连参加一个研讨会时结识了徐显明、郑成良、刘作翔、葛洪义、林哲、张乃根等先生。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江平先生、许崇德先生、吕世仑先生等在评阅我的博士论文时所给予的一些出乎意料的评论和鼓励。现在回想起来，真令我不胜感慨。每位个体的人不同，谋道、闻道的方式方法自然不同，跌跌撞撞的程度也会不同。那时的法律学系似乎不像如今的法学院学识涌流，校园外的种种“学交”，无疑也是我做好博士论文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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