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似乎是陈老生活里的一大享受，后来也成了我的一大享受。话题最初是关于处理信件的，后来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了。谈得最多的，或者说，我印象最深的，一是民国时期的人与事，如二十年代共产党成立后的社会情况；地下活动；白色恐怖；学生运动；省法院等等。二是陈老自己的经历，如朝阳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废除旧法统；与董必武、谢觉哉、王明、钱端升等人物的交往；北大法律学系的组建；“文革”时期北大的“黑帮大院”；改革开放后法学的恢复和发展；第一部脱离“国家与法理论”体系的“法学基础理论”教科书的问世等等。三是北大的人和事，其中谈得较多的是“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人和事。陈老似乎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较为淡然，但对于自己在“反右”期间没有保护好像沈宗灵先生那样的年轻学者表示出了遗憾或自责。对“文革”人物，陈老有自己的评价，例如对聂元梓，陈老说她其实是个好人，只是不小心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去了。四是人生、学问乃至男女。他认为，读书、做学问要“善忘”，就是说，不要老是扭住什么不放。我想，这应该说是一种境界，与佛家讲的“去执”异曲同工。陈老似乎对自己三十年代回到江苏老家在亲戚的书房里专心读书的那一段经历，津津乐道。他读过的书不少，我们谈论的书，从《资本论》、《战争与和平》到《金瓶梅词话》、《野叟曝言》，五花八门，唯独偏偏不谈法学书籍，更不谈法学的具体问题。起初聊天的时候，我还拿个小本本记点什么，后来觉得天马行空、云山雾罩，就索性不记了。这或许是受了“善忘”的影响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陈老那里学到的不是法律学问，而是一种境界和经验。一个似乎壮志凌云的青年，在这样一位饱经风霜、清淡平和的老人面前，会不知不觉地收敛许多，岑静许多。他不教你什么，也不提醒你什么；不要求你什么，也不纠正你什么。遇到天大的麻烦，只几句话，就让你从容地对付过去。陈老没有为我改过文章，帮我修改论文的主要是沈宗灵先生。我的论文答辩，陈老也只是作为导师挂名，并没有实际参加。但是，我永远感激他。
　　在1999年修订出版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一书的后记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本书再版之际，我尤其怀念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导师陈守一教授。1995年，当我旅居大洋彼岸时，先生溘然仙逝，享年九十。未能在最后的日子里见上一面，给我留下一个终身的遗憾。我永远忘不了那时每周三下午在知春园里先生与我之间的“无所不谈例会”（先生语），还有先生寓所的前院里那春雨洗过的翠柏和在漫天大雪里守望的竹篱笆。它们让我想起先生为人为学的品格。不久前读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方知陈先生，这位在20年代便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还有一段在“劳改大院”里因请假回家而被迫走到每个房门前举着牌子高声责骂自己的荒唐而辛酸的小故事。这段故事让我对自己的这部关于人权的作品又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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