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陈老，念北大
夏勇
【全文】
前天一大早，刘隆亨先生就让赵博士打电话给我，说陈守一老师的纪念文集出了清样，其中给我留空已经好久了，希望能够用这最后的机会补上，还说，这也是胡师母的意思。真令我感到惶恐、惭愧。记得刘先生曾是陈先生的座上客，刘先生写了一本关于金融法的书，还请陈先生作过序。胡师母是汉川人，我的老乡，当年跟新四军出来的热血青年。师母做的红枣粥和她浓烈的家乡话一样令我印象深刻。我决意坐下来写点什么，以纪念陈守一先生，同时，也追念我在北大的那一段生活。
去北大念书的时候，我不过二十多岁，但已经可以算作老学生了。此前，由于上大学比较早一些，已在外地念过硕士，还做过好几年的助教、讲师。在我的心目里，北大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前辈的事迹连在一起，地位很是崇高。初到北大，听说有个不成文的“
宪法习惯”：凡本科不在北大上者，便算不得真正的“北大人”。从此习惯，我不仅在北京算外省人，在北大也要带个外字号了。这个“习惯”有一个益处，那就是激发“北大人”或准“北大人”们自我约束，从善如流。本科在北大念的同学，可能会自觉地按照人们心目里的“北大人”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可以约束自己少做坏事或坚决不做坏事。像我这样后来才上北大的人，则更要自觉地见贤思齐，踮起脚来做一回长个子了。或许由于这样的心态，或许由于大动之后必有大静，我多少收敛了几分在外地教书时的神气，决意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做一回北大的学生。
我入学时，陈老已八十三岁，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能够带法学博士生的导师。沈宗灵先生、刘升平先生只是协助他带博士生。那时的情形，远非今比，博士生导师可以像博士生一样成批量地生产。入学后不久，系主任赵震江教授通知我说，系里让我给陈先生“当秘书”。此前也有学生或青年教师做过这份差事。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大概是因为陈老在法律学系做了几十年的系主任，又是行政级别比较高的老干部吧。这份差事，不过是每周去一次陈家，把系里报箱里收到的信件等送过去，并按陈老的意思处理一下。起初我乐于接受，只是觉得可以把办差和访师合为一体，“省得多跑一趟，”后来，才晓得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陈老的寓所是燕春园的一幢两层小楼。楼前的院子宽大，几棵松柏，几簇玫瑰、蔷薇、菊花等常见花草，还有几圃菜地。邻近的一所更好看些的独门小院，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这大概是解放初期北大一级教授们的待遇。我至今没有弄明白，陈老住的房子算老干部的待遇，还是算一级教授的待遇。陈老退下来好些年了，门庭清寂，身体又不大好，信函往来是他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老人家每天花一、二个小时看文件、读报，偶尔打打台球，基本上不动笔写什么。最初几个月还听胡师母说他“鬼鬼祟祟地不知在写什么”，后来住了一回医院，就再也没有听说过这类事。通常，我每周三下午两点半准时到陈家。记得有一天下大雪，去晚了，胡师母开门时笑着说了句“陈老一直坐在那里等你呢”，我也就再不敢迟到了。每次在陈家大约呆两个小时，临走时，偶尔还能喝上一碗红枣粥或莲子银耳汤类的补羹。那个时候，校园内外不像现在到处有可供食饮的小店，加上囊中无比羞涩，所以，这样的牙祭腹惠，就像在四川念书时去老师家里喝酒那样，真还令我念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