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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遮羞布”在陈长春强奸案的审判中，再一次被无情地撩开。我们注意到陈长春强奸案从一开始就受到媒体及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该案的一审的审判长阮金钟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徇私情所面临的压力， 自然他也知道如何规避风险，于是他选择了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并由审委会来定夺的方式。但是，该案尽管是最终由审委会定夺下判，阮金钟却仍然没有逃脱被刑事拘留。个中原因很简单，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阮其林教授所说：因为这里有两个互相独立的责任，第一，阮金钟的责任很明显；第二，审判委员会成员作为一审案件的最后把关人，没有通过反复盘问承办人，查明案情，而是偏听偏信，致使重案轻判成为现实，也同样负有责任。所谓的“上帝的归上帝的，恺撒的归恺撒的”，个人的徇私想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其实是办不到的。
既然个人的徇私想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是办不到，那么，一个正直的法官公正的判案能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吗？答案即使不是完全否定，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现实体制的语境中，能给法官施加压力的人，通常也是能轻而易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法院院长及主审法官汇报审理情况或能了解审理情况的人。如果主审法官依据自己良心和对法律的信仰，如向审委会汇报事实与自己的法律评析，那么即使案件判决形式上是由审委会决定，但主审法官也难逃干系，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的说法无从谈起；如果主审法官歪曲事实与法律，而审委会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这种情形为一个正直的法官所不屑，而且此时因为歪曲了事实与法律，审委会能否作出正确的判决使人怀疑，以歪曲事实与法律来转嫁风险，其违背法官职业道德与法律，并可能导致造成误判，其正当性又何在？
在那些强势的机关和官员面前，转嫁风险和压力可能性是微乎其微，那么是否在一些非强势的官员及人情面前可以转嫁风险和压力？当然，法官可以这样说：“我本来是这样判的，但审委会改判了。”可以达到转嫁风险和压力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体制倡导法官可以有这样的言行不一致的做法，法治的传统形成将是雪上加霜，一个在有压力或人情干扰就推卸责任的法官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权威、受人敬仰的法官。
如果审委会审案在今天法治化进程的语境中，已经不具正当性，那就取消和改变它吧，别再为它寻找诸如为法官转嫁风险和压力之类的“遮羞布”。同时，我们的体制要让我们的法官真正独立起来，真正让他做个敢于负责的法官，再也不要用审委会来转嫁风险和压力，为压力重重而愁眉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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