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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垄断企业控制着媒体－社会的中枢神经时， 民主是最大的输家。” 这种“富有的媒体、贫穷的民主“的局面会不会继续下去？这项合并对自由市场理念和全球化神话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合并之前，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和《时代》周刊主要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传播自己的声音，他们所能控制和操纵的人群仅仅是影视观众和印刷媒体读者，他们在新媒体（网络空间）的声音与他们在旧媒体（影视、广播、报纸、杂志）的影响相比，毕竟是微弱的。比如，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考克斯报告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时候，尽管旧媒体的新闻报道与观点支配着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但是，很多有不同意见的人透过国际互联网，还是传出了不同的声音，使人们对事件的认识在比较中和平衡中接近真相。然而这种合并却会打破了原来的均衡态势，多元而非多元的信息通道将被破坏。这种趋势将无法保证记者的独立性和媒体的多元化，将对民主价值观、言论自由和编辑记者独立性产生负面作用。一个独立的充满活力的多样化的媒体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看来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对于一个民主社会“出气口”的建立还是至为关键的。
在现代国家，履行控制职能的除党派和一些群体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结构。最广义上的出版业、电台、电视和网络，对信息的传播和意见的整理与表现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一控制工具仍然有双面刃的性质，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代表性的或中立的渠道。如果它为公众所有，通讯媒介也许会成为支配政府的特定党派或群体的喉舌。如果为私人拥有，那么这些媒介将从来也不会是意见表现的渠道，而会被一些群体或个人用来影响舆论。这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还是会有一个力量相互抵消的体制来运作，存在一派强有力的通讯代表就要求一个对立派的存在。因此对于任何一中控制政府的手段来说，它们都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一些自身就必须受到控制的组织，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中立的”控制体系。因为这些“控制装置”并不是一个个机械性意义上的机器，而是一些“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全都是为人所操作，它们永远不可能中立。
随着中国市民社会（尽管有很多人都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发展，在出现可以与国家相抗衡的社会的同时，社会内部的均衡对抗也会相应的建立起来，防止这种控制国家的手段自身也成为一种极端的形式。这只是一个期待，可能会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但希望维尔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将来也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践，为分权与制衡这一融贯性的理论注入一段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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