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又指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犯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可见他的法律平等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要使政府真正有权”，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
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总书记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建设党转变的思想，这与董必武的党对政府不是形式上的直接管辖异曲同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实现依法执政，成为建设党应当作到以下几点：必须处理好党与法治的关系，执政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严治党；要处理好党政关系，党政分开；必须纠正那些不合时宜的治国方式；必须重视党的各级组织对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的培养；必须加强党对民主法治工作的监督和检查职能，强化党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其中许多思想都是董必武早年就提出的。
（四）董必武的法治文明观，从政治文明到法治文明
政治文明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必须实现法治文明。早在建国初期，董必武就提出法制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具有国家性。“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第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董必武认为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政治法治化是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根据董老的思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法治的民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关系，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坚持法律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确保人权，是依法治国的标志；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司法队伍，是依法治国的条件；完善司法机构和法律制度，实现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法律至上，以法律制约权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保证；进行普法教育，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在建国五十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强调应“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竟然英雄所见略同！把“政治文明”写进党的政治报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董老在建国初就提出了法制文明和政治文明，足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
二 董必武的
宪法贡献： 五四
宪法与其他
宪法文本对公民权的比较
1953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又参加了
宪法起草委员会，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起草工作。董必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重视民主，重视人民权利的思想在五四
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