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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们看到了地瓜纠纷的另一个可能的蕴意所在：纠纷的解决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为了自己的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还要面对司法机关分享一部分本应为双方当事人所专有的利益，这种分享除了现代司法必要的诉讼费以外，可能更多的表现为：“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司法腐败。尽管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指责队长的收益是不合理的：队长本人对自己获益似乎是很自然的、福贵和王四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对这样一种分配方式的不满。解决纠纷的权力本身因为解决纠纷这一活动，以非法的手段获得了自己独立的非法利益，这种利益仍然来自于纠纷所争议的标的，尽管这一标的在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微乎其微——仅仅是一个地瓜！
虽然随着这种分配的完成，已经发生的民事纠纷平息了，而可能发生的刑事纠纷也消失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生活中解决纠纷的规则意欲向法律规则靠拢，但是在前者不能保证公平平等的时候，后者由于自身的缺席，根本不可能提供解决纠纷所需要的规则，不能够适时的出现，来满足人们对公平平等的渴求。生活规则（平均原则）在解决地瓜纠纷所遇到的困境，并不必然要求一个法官为代表的整套司法体系出现，此时，它需要的只是法律原则，只是一个通晓法律原则并能够遵循法律原则解决纠纷的裁决者（足以解决这样小的纠纷即可）。由此，生活规则与法律规则的不和谐关系进一步得以展开。
有庆的死
——队长急了，对家珍说：
“你怎么能这样对刘县长说话。”
——家珍可不管那么多，她哭着喊道：
“你把有庆还给我。”
福贵的儿子有庆为女校长（县长的女人）献血，被抽血过多致死。福贵在复仇的本能支配下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医生首先成为了他复仇的对象，然后是县长，但他没想到县长就是自己当年的朋友春生。福贵对春生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纠纷到此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春生作为县长对有庆的死没有责任（是支撑县长这个词语的巨大权力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得失考虑，促使医生们急于救县长的女人，而不管有庆的死活：“医生也没怎么当会事，只是骂了一声抽血的：‘你真是胡闹’。”），尽管福贵碍于朋友情义不再让春生偿命（仅仅是让春生记住一条人命之债，来生再还），尽管队长说“有庆是事故死的，又不是刘县长害的”，尽管纠纷看起来似乎已经平息了，但是家珍仍然不能原谅春生：不让他踏进自己的家门，不收春生的道歉费。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春生因为忍不住每天都被红卫兵小将们吊打折磨而想自杀的时候，家珍要求春生活下去：“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但是春生还是在一个多月后上吊死了。家珍这才原谅了春生：“其实有庆的死不能怪春生。”
从作品里我们首先感到，人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漠视。有庆的死首先是一个严重的医疗事故：组织未成年人献血是违背医疗原则的，是不合理的；抽血过多是严重的医疗过失；导致有庆死亡是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医生的行为可以说已经构成了犯罪，但是作品中没有法官，没有审判，直接的犯罪者没有受到惩罚，受到惩罚的却是县长——这个似乎与有庆的死毫无干系的当地最高行政首脑。
今天意义的法律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张废纸，而具有法律威慑力的最高指示显然无法解决这一具体纠纷，这样，人们对权利的诉求便回复到复仇的本能。有庆是因为医生们急于救县长的女人而死的，在另一个复仇者家珍眼里，不管这个人是谁（县长也罢），都是有罪的，都要对自己儿子的死承担连带责任的。尽管这种复仇不是以牙还牙、以血换血的方式进行的，但却是极具杀伤力的：被认为有罪的人受到了复仇者的心理排斥；这个“有罪的人”试图补偿复仇者所受到的伤害，也遭到了顽强的不接受；直到有罪的人遇到了同样不幸的命运，复仇者对他产生同情以后，内心的宽恕才刚刚开始；而最终的原谅来自于这个有罪者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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